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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21 13:41:14
            來源:湖南自考網
            湖南自考工商企業管理本科論文: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發展

             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大力扶持本國國有經濟的發展,這對于維護其經濟獨立、推動其工業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國有經濟在實踐中也逐漸暴露也許多弊端。因此,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針對本國具體情況,采用各種各樣的措施,對國有經濟進行整頓和改造,并取得了很大成效。這之中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鑒。
            一、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形成和發展
            戰後,廣大發展中國家爲了振興民族經濟,推動本國工業化,掀起了兩次國有化高潮。第一次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緊随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而出現的,主要矛頭對着殖民企業和殖民地的經濟管理企業,包括海關、銀行、稅務機構,以及原殖民者擁有的足以壟斷或操縱國計民生的大企業。這次國有化高潮實際上是民族解放運動在經濟領域的繼續。第二次在20世紀70年代,這是在中東産油國收回石油資源主權的鬥争取得勝利的鼓舞下,發展中國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資源主權的潮流。在這一潮流中,一些國家把實際操縱本國經濟關鍵部門的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并使一些礦山資源和農漁業資源回到本國手中。
            除了通過國有化沒收、征收、贖買外資企業,使之變爲國有企業外,更主要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政府投資興建了一大批重點企業和重要基礎設施,并逐漸使其成爲國有經濟的骨幹力量。
            在拉美一些獨立比較早、工業化起步也比較早的發展中國家,戰前國有經濟就有了一定基礎。戰後,這些國家再度大力推行國有化政策,使國家資本的範圍和規模進一步擴大。例如,在戰後不到10年的時間内,阿根廷工業部門的國有企業就從466家猛增到1478家。國内資本很快就在交通運輸、金融、戰略物資和基礎工業等重要部門占據主導地位。到了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國有企業的營業額占全國營業總額的比重,鋼鐵工業爲37%,造船業爲45%,石油化工業爲82%,電力、煤氣、電話爲95%。(注: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獨立以後也大力發展國家資本,特别是把國有經濟的經營重點主要放在投資大、建設時間長、收益慢而私人無力經營的重工業和農業部門,以及公用事業、交通運輸業。據巴西《視野》雜志公布的調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業中,國有企業爲81家,其總資産占200家大企業全部資産的74.2%,其純收入占200家大企業全部純收入的56.3%
            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中,印度、韓國的國有經濟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獨立之初,印度國家計劃委員會就提出了一個全國性的經濟計劃。該計劃認爲,在工業化進程中,應強調自力更生和實行以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混合經濟,國家應當擁有和控制所有關鍵工業、基礎設施和其他公用事業,同時也适當扶植私營經濟的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壟斷了鐵路、航空運輸、港口設施、郵電、軍工、保險、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部門,并在鋼鐵、有色金屬、基礎化工、機床、重型機械銀行等部門居于主導地位。國有資本在全部國内生産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從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計劃期間,印度工業年均增長率爲5.6%,“二五”計劃期間爲7.1%,“三五”期間爲10.2%。(注: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61)如此遞增的工業增長速度,與國有經濟部門的不斷發展壯大是分不開的。
            國有經濟在韓國工業化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韓國,通常把由政府投資創辦并由政府委派官員管理的企業稱作公營企業。1960年以前,韓國的公營企業主要局限于公用事業方面:如鹽等基本生活必要品和人參、煙等實行專賣的高價值消費品以及銀行業。20世紀60年代初,随着經濟的高速增長,公營企業不僅數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經營界限逐漸消失。政府開始在它認爲合适的任何地區建立公營企業,隻要它認爲這些企業對拉動韓國經濟增長和擴大韓國出口能力來說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營企業來經營。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韓國隻有52家公營企業,但到70年代中期,公營企業的數目增加到116家,在總投資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韓]宋丙洛.韓國經濟的崛起.商務印書館.1994:128)這些企業主要集中于鋼鐵、石油、化工、汽車、造船、航運等領域。
            戰後,許多非洲國家獨立并從殖民主義者手中奪回經濟自主權後,開始按照自己的願望和各國的具體情況,限制外國壟斷資本的非法活動,對受國外資本控制的部門和企業有步驟地實行國有化,其中阿爾及利亞、埃及等國家做得尤爲突出。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資企業收歸國有,20世紀60年代中期布邁丁上台後,加快了國有化進程,多次将外資企業收歸國有。與此同時,還創辦了不少國有企業。到1974年底,在工業生産中,國有企業已控制了水電的96%、采礦的93%、碳化氫的78%,加工制造業的69%(其中冶金、機械工業82.7%,建材工業87.4%,化工57.9%,食品工業75.6%,木材和造紙工業64.3%,紡織工業34.1%,皮革制品32.4%)。(注:談世中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34
            埃及從1953年起,開始對原有較大的工業企業、商業企業、銀行、運輸企業和進出口貿易實行國有化;1956年對蘇伊士運河公司實行國有化;同年10月對英、法資産實行凍結;1961年對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實行國有化,對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實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業、全部銀行和保險業以及重要的礦業、貿易運輸和公用事業。不過,在許多非洲國家主要通過對外資實行國有化的辦法來建立和發展本國國有經濟的情況下,也有一些國家如科特迪瓦爲避免中斷同西方國家特别是同原宗主國法國的聯系,失去銷售市場和資金來源,沒有對外資實行國有化,而是通過政府投資的辦法來發展國有經濟。政府投資主要集中于和國計民生緊密相關的部門和企業,以及發展國民經濟必需的基礎設施部門,如交通運輸、港口、碼頭、電力、水利、公用設施等,國有企業掌握着國家的經濟命脈。同時,政府還通過掌握多數大中型企業的一部分股份,引導這些企業圍繞着政府制定的發展戰略進行投資和生産。
            二、國有經濟所發揮的作用
            從戰後半個多世紀的實踐看,各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發展,對于促進這些國家的工業化以及振興、發展它們的民族經濟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産生和發展适應了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争取經濟獨立的願望。發展中國家獨立之時,外國壟斷資本盡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着其經濟命脈,嚴重阻礙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中國家無論是落後的封建地主經濟和分散的小農經濟,還是軟弱的私人民族資本,都不是外國壟斷資本的對手。如果還是按照早期市場經濟的原則,聽任它們去和外國壟斷資本開展自由競争,無異于開門揖盜,自招禍患。因此,必須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剝奪外國資本的特權,收回被外國公司控制的國民經濟重要部門和重點企業,同時大力扶植和發展國有企業,才能爲争取經濟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創造良好的前提條件。
            其次,發展國有經濟有利于奠定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建立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戰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社會基礎設施落後,經濟結構極不合理。因此,要發展民族經濟就需要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進行資本積累,把數量有限且分散在個人手中的資金集中起來,由國家按照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有重點、有規劃地進行國家投資。特别是交通運輸、電力、電訊、公用事業等基礎設施及關鍵性的經濟部門,耗資大,建設周期長,資金回收慢,力量單薄的私人資本無力也無興趣問津,但這些部門又是經濟發展特别是工業化所必須的,隻有依靠國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資興辦,才能逐步建立起來,從而爲工業化奠定物質技術基礎。例如,拉美國家幾乎所有的鐵路、郵電、水運、航空都由國家經營;90%以上的電力企業由國家投資建設和經營。可見,國有經濟成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自立和經濟起飛的基礎。
            第三,國有經濟的發展爲整個社會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帶動了其他經濟成分的發展。由于國有經濟的建立提供了交通運輸、通訊、動力等基礎設施,增強了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填補了國内一些關鍵性經濟部門,特别是建立了那些耗資多、收益慢但爲其他部門的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項目,從而大大改善了整個國家的供給結構和供給能力,排除了其他經濟成分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瓶頸”,改善了整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和條件,爲私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國家投資也創造了大量的社會需求,擴大了國内市場,刺激了私人資本的擴大再生産,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四,國有企業是推動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主力軍。技術進步是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進民族工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發展,擺脫對工業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依賴,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得以蓬勃發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從戰後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來看,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方面往往發揮着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爲,國有企業一般擁有比較充裕的資金、比較廣泛的與政府部門及科研單位的聯系,便于組織、協調各方面力量,開展大型、重點科研項目的攻關活動。許多新技術的發明、新産品的開發,往往是由國有企業作爲先導,取得突破後,再向全社會推廣。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優化和提升産業結構方面往往扮演着生力軍的作用。
            第五,國有經濟在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發展中的大國,區域差異往往很大。由于落後地區投資環境差,投資風險大,私人資本大多不願前往。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有計劃、有重點地在落後地區投資創辦國有企業的辦法,來促進這些地區的工業發展,以達到改善工業布局,使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爲了開發落後地區,除了采取财政、稅收政策,給落後地區以财力支持外,還根據落後地區的資源狀況及原工業基礎,有計劃地投資建立新的工業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個全國發展計劃規定在東北部投資近1000億克魯塞羅,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機械和電器機械聯合企業,還加強了傳統工業的紡織、成衣、皮革、制鞋等企業,使東北部的工業迅速發展起來,被稱爲“東北部的聖保羅”。(注:程極明.大國經濟發展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國有經濟的發展有助于克服市場機制的缺陷,維護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戰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這種經濟制度下,經濟運行主要是依靠市場機制發揮調節作用。不過,市場機制雖然具有合理配置資源、自發調節供求以及激勵競争的功效,但如果完全聽憑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即使這種市場機制已相當完善,也無法達到發展中國家所選擇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标。因爲,在市場自發過程中所實現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證整個經濟發展達到社會所希望的速度;市場機制主要依賴于價格、利率、彙率等經濟杠杆的調節作用,但經濟杠杆的調節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隻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難以全面反映社會的利益;市場機制在強調效率的同時往往忽視收入分配的公正性,這在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會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會導緻經濟結構和産業結構的嚴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場機制存在着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觀上要求國家對經濟運行進行必要的幹預和調控。但是,要對經濟進行幹預和調控,國家就必須掌握一定的經濟實力,并能對一些關鍵性的重大經濟活動作出直接的決策。顯然,要作到這一點,必須在一定領域中建立和發展一定規模的國有經濟。
            三、國有經濟的主要弊端
            國有經濟的建立和發展,雖然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實踐證明,國有經濟也有許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随着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和市場體系的不斷完善,國有經濟的弊端日益明顯,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高度壟斷,限制市場競争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通過國有經濟實現對整個經濟生活的幹預,國家資本往往控制着國家經濟命脈或重要的經濟部門。因而,國有經濟具有高度的壟斷性。這種壟斷性在反對外國壟斷資本、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的鬥争中,以及在保障社會經濟的穩定運行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這種壟斷性也産生了許多負作用:第一,市場經濟是競争經濟,隻有在激烈的市場競争中,才能作到優勝劣汰,才能促進社會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可是,由于國有經濟的壟斷,限制了私人企業和國營企業之間的自由競争。盡管國家主觀上企圖推動私人資本發展,實際上卻限制了私人資本的發展。第二,在社會經濟的運行中,國家最重要的職能是宏觀調控職能,即制定市場遊戲規則,調節社會總供求,引導投資方向,調整産業結構等等。可是,國家行政機關直接掌管生産資料,壟斷許多關鍵行業的生産經營活動,必然引起國家宏觀管理職能的畸變,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應該履行的職能。
            2.産權不清,腐敗之風盛行
            國有資産的産權歸屬,雖然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憲法上被宣布爲全體國民所有,可是,這一原則卻無法在經濟運行過程的各個環節加以貫徹。這是因爲,盡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會成員在名義上都是社會财産的所有者,但在實際上,由于全民财産不可分割和在傳統體制下不可交易、轉讓的屬性,使得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都不可能擁有一份可以明确辨認、并通過支配或出賣等方式實現的所有權。所以,在一些國家官僚主義嚴重的場合,名爲“全體國民所有”的資産,實際上變成“誰都不所有”的資産,成爲越來越疏遠人民群衆、甚至成爲淩駕于人民群衆監督之上的一種物質力量。原來意義上的産權以及它所反映的經濟關系在這裏已經非常淡化了,這就是經濟學上常講到的“産權虛置”現象。由于産權虛置,再加上發展中國家資産階級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中貪污腐敗、營私舞弊之風盛行也就不足爲怪了。
            3.政企不分,企業經營目标重疊
            國家作爲政權機構和經濟社會組織,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經濟目标的組織所構成的複合體。作爲全體國民的資産的所有權代表,國家負有管理全部國有資産的職能;作爲政權機構,國家負有組織整個社會生活的職能;而作爲宏觀經濟的管理者,國家又具有控制和調節全社會經濟運轉的職能。此外,國家作爲全民族利益的代表還負有國防、外交等方面的職能。在實行國家所有制的情況下,由于政企不分,國家作爲一個政治經濟實體所具有的上述多項功能必然通過各種不同渠道和多個組織機構去控制、影響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動以實現上述功能,從而形成多元化的企業經營目标。例如,國家的勞動就業部門可能把增加就業看作是國有企業的一個重要任務,因而在産業的配置上,更傾向于多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産業;财政部門則把上繳盡可能多的稅收作爲國有企業的主要任務;而負責社會福利和協調地區經濟發展的部門則可能把穩定物價、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後地區看作是國有企業的主要功能。此外,還有些發展中國家從政治角度考慮其他一些政治目标,如擺脫外國制約以實現經濟獨立和趕超戰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業經營目标的重疊,勢必嚴重影響到國有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使其在激烈的市場競争中力不從心,無所适從。
            4.管理混亂,企業經營效益低下
            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國家資本控股的企業采取國有國營的制度。在這種管理制度下,各級經濟管理組織之間,以及各級經濟領導者和管理者之間沒有明确、具體的責、權、利的界定,對他們缺乏經濟、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約束,領導者作出錯誤的經濟決策或管理失職而給經濟帶來損失,都可以不負任何責任,照舊做領導工作,甚至還能擔任更高一級的領導職務;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績,經濟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經濟利益方面的獎勵。另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國有化以及創辦和經營國有企業的過程中,缺乏具備一定素質的經濟領導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國有企業的官員,或者根本不懂經濟工作,不懂經濟發展規律,缺乏必要的經濟管理知識和生産技能,或者官僚思想嚴重,辦事作風浮誇,不深入實際,不調查研究,動辄就輕率地作出某種決策。可想而知,這種決策很少有不失誤的。所以,國有企業管理不善,虧損嚴重,在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并成爲其越來越沉重的财政負擔。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個國營企業中,有1/3是虧損的。土耳其公共企業在19771979年期間平均淨虧損相當于國内生産總值的3.9%,經過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潤達到國内生産總值的0.1%。墨西哥國營企業(國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獲利潤相當于國内生産總值的0.3%1980年的淨虧損爲國内生産總值的1.2%。塞内加爾的國營企業在70年代中期尚有赢利,但在19771978年出現了赤字,19791980年虧損企業達42家(1980年共有國營企業68家)。坦桑尼亞412個國營企業中,赢利者僅9個。據世界銀行測算,如果發展中國家國營企業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産生的财富,在土耳其相當于其國内生産總值的2%或年稅收的10%;在坦桑尼亞約等于國内生産總值的1.5%,或全部衛生經費;在馬裏等于國内生産總值的2.2%,或2/3的教育經費。(注:世界銀行.1983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财政經濟出版社.1983:75
            四、對國有經濟的整頓和改造
            面對國有經濟的嚴峻形勢,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家着手對國有企業進行整頓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開發展中國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諾切特就任總統後,根本改變了阿連德政府的國有化政策,将國有企業有計劃地出售給私人。19741980年間,智利出售了130家企業,價值超過5億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銅礦外,智利其他國有企業已基本上實現私有化。這些政策的實施,調動了私人經濟的積極性,使企業的經營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勞動生産率得到顯著提高。在智利的帶領和影響下,其他拉美國家也先後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70年代後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經濟複興與發展規劃》中提出,要把部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作爲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屬于基礎設施、基礎工業等重要部門的某些國有企業,如國家煤氣公司、國家電力公司、郵政、電訊等實行“外圍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将屬于非關鍵部門的國有企業全部轉讓給私人經營。
            如果說,在20世紀70年代,實行私有化的還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數拉美國家的話,那麽,到了8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虧損狀況進一步加重,國家财政收支進一步惡化,國有企業的改造問題不得不尖銳地被擺上政府的議事日程。這一時期,一些發展中國家外債負擔沉重,也成爲促使這些國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爲外債中的相當部分是國有企業所欠的,有的國有企業欠外債達幾十億美元之多。将這些企業出售給外國公司,不僅可連債務一起擺脫掉,而且出售企業的收入還可用作政府的其他開支。另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誘導和促進的作用。特别是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在對各國經濟調整方案的建議中,提出19811987年期間直接貸款的1/4和政策性貸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進有競争力和效率高的私營部門的發展,對私有化表現出明顯的鼓勵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股席卷整個發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間,巴西政府宣布,通過拍賣和合并等方式對84家中小國營企業實行私有化。1991年付諸實施的全國非國有化計劃,又将鋼鐵、石化、電力、銀行及鐵路等65家企業列入私有化名單,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鋼鐵企業——國家鋼鐵公司。這些企業的拍賣收入達170億美元之多,明顯改善了國家财政收支狀況。(注:盧韋等.走向21世紀的發展中國家經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礎上,于1991年進一步宣布國營企業全盤私有化,其中包括兩個電視台的私有化,并批準出售電話公司、國際航空公司、國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亞洲,除東亞地區的私有化取得較大進展外,原先仿效蘇聯模式,國有經濟規模較大、發展較快的南亞各國的私有化也進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奧政府上台後,相繼推出減少公營壟斷企業、提高私營企業資本的最高限額、提高合資企業中外資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謝裏夫于1990年執政後,制定了一系列鼓勵私營企業發展的措施,将100家國有工業企業列入私有化計劃,這些企業涉及化工、工程、汽車制造和食品飲料等。斯裏蘭卡也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後完成了對國有電信公司、石油公司、輪胎及橡膠公司、公共汽車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國有企業結構調整、股份制改造的資金爲7.5億盧比,而出售國有企業股份的收入則達32億盧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盧韋等.走向21世紀的發展中國家經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當一部分推行非資本主義道路和大力提倡國有化運動的國家如埃及、阿爾及利亞、加納、坦桑尼亞等,也紛紛加入非國有化和促進私營經濟發展的行列。坦桑尼亞、剛果于20世紀80年代初全面整頓和改造國有企業,将其關、停、并、轉,逐漸減少補貼,實行自負盈虧。紮伊爾在保持國家對能源、交通、水電等關鍵性企業的控制權的同時,将其他國營工商企業轉爲公私合營或完全私營。多哥從1983年開始實行私有化計劃,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國有企業,并出售另外2家企業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還關閉了11家國有企業。
            20年紀80年代起席卷發展中國家的這股“非國有化”浪潮,是國有經濟自身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事實也證明,許多國家實施的非國有化措施确實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發展中國家在整頓、改造國有企業時走極端,把“私有化”當作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一些本該由政府經營的關鍵性的部門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該讓外資控制的企業也被出售給了外國公司。如上所述,國有企業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這些局限性,妨礙了其經營效率的提高。但是,決定一個企業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僅僅在于其公有還是私有。私營企業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終導緻破産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國有企業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學,從而成爲經營典範的也并非一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門都由私人經營,有些部門改爲私營隻會降低效率。例如,台灣早年發展鋼鐵工業,原希望民間企業家來辦鋼鐵廠,但沒有人願意辦或有能力辦。後來,不得不由政府來辦,建立了台灣人至今還引以爲驕傲的“中國鋼鐵公司”。因此,在整頓和改造國有經濟成分時,出路不隻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順産權關系,改革治理結構,提高管理水平。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凡投資巨大、回收期長、有一定風險,且關系到國計民生的一些壟斷性部門如供電、供水、電訊、鐵路等以及鋼鐵、石油化工等基礎工業部門,宜由國家投資興辦,以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并在實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競争性行業和領域,國有經濟應适當退出,爲私營經濟的發展開拓空間。同時,應重視改革和完善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如:建立專門的國有資産管理部門,變多頭分散行使所有權爲集中統一行使所有權;建立國有企業自我調節、自我約束的機制,如通過國有民營以及承包制、租賃制等形式,将經營者的物質利益與國有資産的增值聯系起來;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收入分配機制,等等。事實證明,發展中國家隻要通過努力,将上述幾方面關系處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國有經濟的效率,使其在工業化過程中發揮應有作用。
            當前,我國正按照十五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長期以來,我國盡管實行計劃經濟,然而,作爲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我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國有經濟的發展方面有着大緻相同的經曆,也面臨着許多相似的問題,比如,國有經濟分布過寬、布局不合理,以及國有企業整體素質不高等等。因此,認真學習、借鑒其他發展中國家整頓、改造國有經濟的經驗,對于搞好我國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促進我國國有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收稿日期:2002.08.08
            【參考文獻】
            1.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北京經濟出版社.1989
            2.約翰·科迪等.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政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
            3.巫甯耕.戰後發展中國家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4.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
            5.盧韋等.走向21世紀的發展中國家經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
            6.談世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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