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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12 16:37:43
                來源:湖南自考網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市場調節與政府幹預,自由競争與宏觀調控,是緊密相聯、相互交織、缺一不可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爲市場機制的完全有效性隻有在嚴格的假說條件下才成


                   立,而政府幹預的完美無缺同樣也僅僅與“理想的政府”相聯系。也就是說,市場調節與政府幹預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靈、失敗的客觀可能,關鍵是尋求經濟及社會發展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最佳結合點,使得政府幹預在匡正和糾補市場失靈的同時,避免和克服政府失靈,這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市場失靈使政府的積極幹預成爲必要


                   西方發達國家及一批後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曆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迹表明,市場調節這隻“看不見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爲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争形成~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産技術、生産組織和産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産者和消費者作爲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爲主要内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還有利于避免和減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敗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完全摒棄政府幹預的市場調節會使其缺陷大于優勢,導緻“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因而必須借助淩駕于市場之上的力量――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


                   (-)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後調節并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産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産、牲畜養殖等生産周期較長的産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别産業、個别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緻集體性的非理性行爲,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爲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産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


                   ――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緻集體的非理性行爲――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争中,爲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産業,導緻産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财政、貨币、信貸、彙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适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量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産業政策,對若幹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産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産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争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爲生産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産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争中處于不同地位,進而導緻某些處于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爲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緻對市場競争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争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爲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爲市場經濟的“阿基裏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争予以适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迹的我國來說,政府對于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争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争的規範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後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并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 exter 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産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産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于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着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于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産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後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态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随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隻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準及征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内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态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于組織與實現公共産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産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産品和勞務,并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藥、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爲公共産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征,一個人對公共産品的消費不會導緻别人對該産品的減少,于是隻要有公共産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産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産出來,生産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産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爲其付費的消費者,于是不可避免地會産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來提供公共産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産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産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産品的供給,并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五)市場分配機制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


                   一般說來.市場能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生産力的發展.但不能自動帶來社會分配結構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價交換、公平競争原則的市場分配機制卻由于各地區、各部門(行業)、各單位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賦、教養素質及其所處社會驟條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産生事實上學的不平等,而競争規律往往具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财富越來越集中的“馬太效應”,導緻收入在貧富之間、發達與落後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此外,市場調節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業,而失業現象更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對經濟持續增長是個極大的出協:少數巨富控制經濟命脈;潛在的資金外流;衆多的貧困者導緻社會總消費的不足,從而市場難以發育等等。更嚴重的是,過度的貧富分化“不僅削弱了社會的内聚力,而且培養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民衆……進而可能要求發生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動”。經濟比較落後、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還可能會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場不能自發界定市場主體的産權邊界和利益分界,實現經濟秩序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爲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實現固然受到市場各種變量(原材料成本、價格、可用的勞動力、供求狀況等)的支配,并且這些變量以其特有的規律(即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内在要求而自發形成的市場運行規律,亦即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它通過主體的獨立意志、自由選擇、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場原則表現出來。)調整着他們的行爲,自發地實現着某種程度的經濟秩序;但是作爲經濟人以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爲目标的市場主體又總是在密切、廣泛、複雜、細緻的經濟聯系中進行競争,産生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事人自己以及市場本身否具備劃分市場主體産權邊界和利益界限的機制,更不具備化解沖突的能力。這就需要以社會公共權力爲後盾的政府充當仲裁人,設定體現和保障市場原則的“遊戲規劃”,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護産權關系的不同利益主體的權利,保證市場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進一步地說,市場競争優勝劣汰的殘酷性容易誘發人們铤而走險,産生非法侵犯他人權益的犯罪行爲,擾亂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對此,市場主體更是無能爲力。隻有政府運用國家暴力作後盾才能防止和打擊


                   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爲,如通過資格認定、行政許可等制度預防經濟違法犯罪的發生,并嚴格依法查處經濟違法犯罪行爲,确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當的對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開拓本國商品市場和吸引外資,保護本國總體的和長遠的經濟利益等方面,政府無疑也具有市場所無法承擔的而又爲現代市場經濟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爲政府幹預經濟活動讓出了空間,也正因爲如此,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已經成爲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缪爾森所說;“當今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取代市場來組織一個複雜的大型經濟。問題是,市場既無心髒,也無頭腦,它沒有良心,也不會思考,沒有什麽顧忌。所以。要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因此,“現代經濟是市場和政府稅收、支出和調節這隻看得見的手的混合體”。


                   二、政府失靈又決定了政府幹預必須适度、有效


                   市場失靈爲政府幹預提供了基本依據,但是,政府幹預也非萬能,同樣存在着“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話說就是政府‘識有粗大的拇指,而無其他手指”。政府失靈一方面表現爲政府的無效幹預,即政府宏觀調控的範圍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選擇失當,不能夠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對生态環境的保護不力.缺乏保護公平競争的法律法規和措施,對基礎設施、公共産品投資不足,政策工具選擇上失當,不能正确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結果也就不能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另一方面,則表現爲政府的過度幹預,即政府幹預的範圍和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幹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過多過細,公共産品生産的比重過大,公共設施超前過度;對各種政策工具選擇及搭配不适當,過多地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幹預市場内部運行秩序,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那麽,爲什麽政府幹預會失靈呢?或者說,導緻政府失靈的根源是什麽?


                   (一)政府幹預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幹預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它應該作爲社會公共利益的化身對市場運行進行公正無私的調控,公共選擇學派把政府官員視作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這一假設,固然有失之偏頗之處,但現實中的政府的确不總是那麽高尚,政府機構謀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内在效應”(interalities)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盡緻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在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機構的“内在效應”可能性,在實踐中,少數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爲更時有發生。政府部門這種追求私利的“内在效應”必然極大地影響政府幹預下的資源配置的優化,如同外在效應成爲市場失靈的一個原因一樣,“内在效應”則市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幹預行爲的效率較低。與市場機制不同,政府幹預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爲目的的公共性。政府爲彌補市場失靈而直接幹預的領域往往是那些投資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産品,其供給一般是以非價格爲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過明确價格的交換從供給對象那裏直接收取費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維持其生産和經營,很難計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驅動。


                   其次,政府幹預還具有壟斷性。政府所處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産品(例如國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壟斷供給者的地位”決定着隻有政府才擁有從外部對市場的整體運行進行幹預或調控的職能和權力。這種沒有競争的壟斷極易使政府喪失對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後,政府幹預還需要具有高度的協調性。政府實施調控的組織體系是由政府衆多機構或部門構成的,這些機構部門間的職權劃分、協調配合、部門觀點,都影響着調控體系的運轉效率。


                   (三)政府幹預易引發政府規模的膨脹。政府要承擔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幹預職能,包括組織公共産品的供給,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這一職能的相應機構和人員。柏林大學教授阿道夫?瓦格納早在19世紀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種天然的擴張傾向,特别是其幹預社會經濟活動的公共部門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種内在的擴大趨勢,它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爲“公共活動遞增的瓦格納定律”。政府的這種内在擴張性與社會對公共産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相契合,極易導緻政府幹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财政赤字,成爲政府幹預的昂貴成本。


                   (四)政府幹預爲尋租行爲的産生提供了可能性。尋租是個人或團體爲了争取自身經濟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或政府施加影響,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種非生産性活動(即不增加任何社會财富和福利),如企業通過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優惠特惠,通過尋求政府對現有幹預政策的改變而獲得政府特許或其他政治庇護,壟斷性地使用某種市場緊缺物資等。在這種情況下,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引誘,做出有利于提供報酬的人從而損害公衆和公衆利益的行爲”。可見尋租因政府幹預成爲可能(政府幹預因此被稱爲“租之母腹”),又必然因這種幹預的過度且缺乏規範和監督而成爲現實。其主要危害在于“不僅使生産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緻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地耗費于尋租活動,并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從而成爲政府幹預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靈還常源于政府決策的失誤。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幹預,實際上是一個涉及面很廣、錯綜複雜的決策過程(或者說是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執行過程)。正确的決策必須以充分可靠的信息爲依據。但由于這種信息是在無數分散的個體行爲者之間發生和傳遞,政府很難完全占有,加之現代社會化市場經濟活動的複雜性和多變性,增加了政府對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處理的難度。此種情況很容易導緻政府決策的失誤,并必然對市場經濟的運作産生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正确的決策還需要決策者具備很高的素質。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必須基于對市場運行狀況的準确判斷,制定調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這在實踐中是有相當難度的。即使判斷準确,政策工具選擇和搭配适當,于預力度也很難确定。而于預不足與幹預過度,均會造成“政府失靈”。而現實中的政府官員很多并不具備上述決策素質和能力,這必然影響政府于預的效率和效果。


                   正因爲政府的幹預存在着上述缺陷,所以讓政府幹預成爲替代市場的主導力量,其結果隻能導緻“政府失靈”,用“失靈的政府”去幹預“失靈的市場”必然是敗上加敗,使失靈的市場進一步失靈。但客觀存在的市場失靈又需要政府的積極幹預,“守夜人”似的“消極”政府同樣無補于市場失靈,同樣會造成政府失靈。因此,政府不幹預或幹預乏力與政府于預過度均在摒棄之列。現實而合理的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應是在保證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幹預之長彌補市場調節之短,同時又以市場調節之長來克服政府幹預之短,從而實現市場調節和政府幹預二無機制最優組合,即經濟學家所推崇的“凸性組合”。爲此,就需要政府從最大限度地消除導緻政府失靈的根源入手,針對政府失靈的兩個方面,采取切實措施(如确定有中國特色的政府經濟職能雙向重塑的總體思路;從理順政府利益關系入手保證政府幹預的公正、超脫;規範政府于預職能及行爲;加強對政府調控行爲的監督;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程度;把競争機制弓隊政府調控的某些領域等),在克服和矯正市場失靈的同時,更要防止和糾補政府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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