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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3 17:33:42
                      來源:湖南自考網

                      内容提要:《管子》是我國曆史上法家的一部重要著作,記載了非常豐富的管理思想,尤其是樸素的辨證法思想在管理中的運用使其更具現代價值。本文從管理哲學的角度,在曆史的發展中,從《管子》的人性觀出發,對《管子》的辨證管理思想做了一個清理和概括,并從現代管理的視角對此作了一定的分析與評價。相信對《管子》辨證管理思想的挖掘能爲當代管理哲學的發展和我們今天的組織管理提供一點借鑒。

                          關鍵詞:《管子》,法家,辨證管理觀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一個重要學派,起源于管子,經商鞅、申不害等,由韓非集其大成。《管子》是法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成書于戰國時期,主要記載了法家、特别是管子的許多治國思想,其中不少思想具有明顯的辨證性質。《史記》中《管晏列傳第二》對管子的執政有這樣的評價:“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的确,研究《管子》的辨證管理思想不但可以挖掘其理論中以往未予注意但對當代管理哲學的發展具有啓迪作用的内容,而且可以爲現實的組織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鑒。

                       

                          一、《管子》的人性觀

                       

                          人性指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情感與理性。其既具有共性也具有個性。對管理學而言,人性假設是最基礎的原理,也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對于這個問題,我國的先秦思想家們就已經開始探讨了。“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說就是關于這個問題最初的理論表述,并且在以後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在《管子》成書以前,已經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性觀,主要包括孔子的“性可塑說”、孟子的“性善說”、告子的“性無善無惡說”以及墨子的一些關于人的思想。孔子重視人的作用,但他的思想中有濃重的天命的成分,人的地位沒有得到應有的體現。墨子不講天命,也重視人的作用,認爲“上本之于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但他對天、鬼卻又極爲推崇,人還是附庸。孟子有很濃的天命論思想,認爲有意志的天是世界的主宰。同時他又認爲人皆有“四心”,隻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人皆可以爲堯舜”,這也引出了他在政治管理上的“仁政”思想。而告子則認爲人性無善無不善,如同水流無分東西。我們知道一個管理者對人性的觀點決定了他基本的管理觀。那麽,《管子》對人性的看法又是什麽樣的呢?

                          1、人,水也。《管子?水地》篇提出:“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這個觀點闡述了相對科學的人的生成程序,撕去了一直罩在人身上的神秘外衣,肯定了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物質世界不斷進化的結果。《管子?内業》還說:“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認爲氣是第一性的,精神現象是第二性的。這些思想從人的本源上提出了有樸素唯物主義因素的觀點,是一個很大的曆史進步。

                          2、人性本惡,但可引導。我們知道,人性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自然屬性,二是人的社會屬性,三是人的精神屬性。《管子》在人的自然屬性方面應該說還是認爲人性本惡。《管子?版法》中有這樣的概括:“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認爲在人的自然屬性上、或者說人的質樸的原始素材上人都是追求利益、趨利避害的。同時,在同一篇中還寫到:“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進一步論證了這一觀點。我們不難看到這很象是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這一思想也就導出了《管子》的法治思想。

                          3、人是有需要的。《管子?牧民》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提出了人不僅有自然需要,而且有社會需要。同時,《管子?侈靡》中還寫到:“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親戚可以時大也。”這就進一步指出了人的自然需要較之社會需要是更基本的東西。《管子?禁藏》中還進一步闡述了兩者的關系,“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一方面指出人的情感是以需求是否得到滿足爲轉移的;另一方面,情感反過來也會決定需求的強度。而且,人的需要能否滿足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滿足,也會影響到政治統治的成敗。所以,《管子?牧民》篇中明确提出:“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管子》的人性觀直接影響了後來的荀子和韓非,同時也決定了他所體現的管理思想。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奮鬥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頁),《管子》也直觀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也就是在物質生活還沒有達到高度發達的情況下,人的好利性還依然存在,因此順應人性來制定政策應該說是一種明智之舉。

                       

                          二、《管子》的辨證管理觀

                       

                          《管子》作爲法家的一部代表作,是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的,認爲治國必須依靠法制,在《管子?七法》中就提出:“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鬥斛也,角量也,謂之法。”《管子?禁藏》中又說:“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懸命也。”認爲法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是判斷是非的标準,是決定百姓命運的東西。除此之外,《管子》在強調法治的同時,也注重運用實行順應人性的管理方法。因此,《管子》在治國方面提出了不少具有明顯辨證性質的管理思想。 

                          1、管理者兼聽獨斷。《管子?版法》中寫到:“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也就是說,作爲一個好的管理者應該多方面的意見,包括聽取和了解相異和相反的情況和意見,在此基礎上作處決策。其主要思想就是表明管理決策如不聽取多方面的意見,就會造成管理上的危害,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管子》的兼聽思想明确要求在管理上要把矛盾的對立面的情況聯系起來看,以此作爲決策的根據。除去現代信息技術的影響和集體決策的方式,這一點與現代的管理決策還是基本符合的。

                          2、管理者應抓住根本問題。《管子?版法》中有這樣的闡述,“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職而督其成事”,也就是說高層管理者治理國家不是什麽都管,而是要抓住根本的問題,即治官的問題。在分工合作的基礎上管好官吏,監督他們完成管理目标。這裏,作者已經認識到政治統治中的官民關系中,管好官吏是主要的方面,要統治人民,關鍵是管好官吏。

                          3、管理中要賞罰并舉。《管子?版法》中明确提出:“治國有三器,曰号令也,斧钺也,祿賞也。”把賞罰作爲了治國的重要手段。《管子?明法解》中又寫到:“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勤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法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這表明已經認識到了賞罰這一管理手段在維護社會價值觀念上的重要作用。《管子》還認識到在管理活動中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就是“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牧民》),因爲刑罰本可以使人産生畏懼而退卻不前,但是過于嚴厲的刑罰卻容易使人铤而走險。因此,必須賞罰結合,賞罰有度。《管子》賞罰并舉的思想是其法制與心術并行的管理思想的具體化,是針對一般人性進行管理的有效方式。

                          4、管理者應善于選人、用人,達到無爲而治。管理者應該怎樣選人呢?《管子?形勢解》中是這樣回答的,“多士者,多長者也。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也就是說要辨證地看待人和事,要善于發現一個人的長處,任其所長,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實現人員組合的優化。同時,要審時度勢,因勢利導。《管子?形勢解》中有這樣的論述:“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用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其實質是把道家“無爲而治”的思想納入法家的思想體系,而使之更切實際。其思想的核心就是管理者要充分發揮人才的才智,充分發揮下屬的力量,在依法治理的基礎上實行寓有爲于無爲之中的有效管理,這是一種積極的“無爲而治”。

                          《管子》的這種無爲而治的思想還是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礎上的,具體表現爲君主用人治吏要依法行事,同時官吏也要依法行政,取得政績,即“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于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于官而事治者則用之”(《管子?版法》)。

                          5、君主應維護社會倫理結構,順應天意。《管子?牧民》寫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逾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客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君主要象君主的樣子,臣下要象臣下的樣子,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兒子要有兒子的樣子,各種社會角色都要有自己的倫理要求,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正名”。但是,君臣、父子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對待的,二者之間不僅有縱向的等級關系,而且有橫向的情感關系。也就是,不失其位才能不失其節,上下和睦政令才能通行。現代社會雖已沒有君臣關系,但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各自遵守自己的角色關系,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時,作者認爲“禮”是不應該廢棄的,因爲禮來源于法,是從屬于法的,也就是“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于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任法》)。因此還要維護正常的社會道德和禮儀,君主或者說管理者既要以自身的道德修養來帶動他人,又要在正己而不能正人的情況下有足夠的力量來約束他人,使之遵守既定的道德規範,從而維護社會社會倫理結構和政令通暢、社會穩定。《管子》的這一思想體現了其辨證的管理思想,比之儒家的“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論語》)的思想和道家的“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道德經》)的純粹的以德服人的統治方式應該說是更勝一籌的,也是更有實際效果的。

                          6、管理者應把握好“度”。“度”是辯證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管子》在實際的管理活動中,充分認識到了“度”的重要性。《管子?權修》篇中有這樣的叙述:“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這裏,作者充分認識到了把握“度”在矛盾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實際已經認識到了失去“度”将會使事物發展由量變轉向質變,這是完全符合現代辨證法思想的。

                          7、君主要充分重視人民群衆的力量。《管子》充分認識到了人民群衆的力量,以及上與下之間力量的轉換、沖突對政治統治的影響,因此在《權修》篇中提出:“下怨上,令不行。”在《牧民》篇中又有這樣的闡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雖然,雖然我們看到《管子》的“重民”、“富民”、“安民”思想本質上是爲統治者服務的,但他的這一主張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衆的地位。在《管子?形勢解》中作者寫到:“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可見,管子已經看到了人民群衆在當時社會的地位與作用,認識到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力量轉換對政治統治可能産生的重大影響,進而認識到對被統治者施以一定的“仁政”更有利于維護統治階級的正常統治。在這裏,《管子》實現了法家“嚴苛”精神與儒家“仁愛”精神的統一和在實際管理活動中的相輔相成。

                          8、管理者既要維持穩定,又要不斷變革。《管子》認爲君主要想治理好國家,就必須做到既不迷信古代,也不隻是停留在今天,而是随着時代和習俗的變化,在維持統治穩定的基礎上不斷調整政策措施和管理方法,也就是《管子?正世》篇中所說的:“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這是鮮明的法家的觀點,主張在穩定适合當時社會狀況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情況下,一定要依據社會情況的變化而進行政治變革。這一思想的辨證性就在于他不僅看到了變革與穩定兩個矛盾的方面均有其合理性,而且還更深刻地看到了變與不變兩個方面的聯系。這也爲商鞅變法提供了理論來源。當然,這一思想的出發點還是爲維護封建君主制服務的,這使這一思想一開始就具有了不徹底性,這是我們現代管理所應當擯棄的。

                          9、管理者要法、術、勢并用。正如上文所論述到的,《管子》非常重視法的作用,《管子?版法》中寫到的“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同樣也重視術的運用,《管子?牧民》中寫到的“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以及上文提到的“治國三器”等都是術的體現。同時,統治者還要有德有威。其實質是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手段以及管理環境在人治之下的統一。

                          《管子》的這些思想不僅提出了要綜合運用多種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而且初步揭示了所論的管理方法與手段之間的相互關系:一、法與術的相輔相成。法是基礎,術是實現法的手段。二、法與勢之間的相互依賴。有法才有勢,或者說可以獲得勢。同樣,在有勢的基礎上才能上台立法,制造勢,運用術。

                       

                          三、對《管子》管理觀的評價

                       

                          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出《管子》确實具有豐富的辨證管理思想,總起來看,我認爲有這樣幾個特點:1、不論是否明确,實際上認爲人性觀是實施管理活動的必要前提。正如孟子從“不忍人之心”推出“不忍人之政”的“仁政”一樣,《管子》從人性惡、人有不同需要推出了法治。這一觀點完全符合現代的管理觀。2、對人的認識和對人的需要的認識應該說是具有合理性的。這與現代的需要理論,如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是比較符合的。但是,《管子》雖然重視依照人性來确定管理措施,但是卻隻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把人當作維護政治統治的工具,而不是當作目的,這與現代的人本管理又是背道而馳的。3、《管子》法治的思想較之孔子的“爲政以德”、老子的“無爲而治”、孟子的“仁政”“王道”應該說對當時的政治統治來說是更具合理性和更富成效的。但是,由于過于重視君權,把立法看作是統治者統治人民首先要做的事,是統治人民的手段,因此《管子》的法治思想最終将流爲“人治”。4、《管子》對于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論述是比較完整的,包括了現代管理學中的決策、用人、組織、協調、控制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關于管理者應采取的行動方面的提法與現代管理中巴納德在《組織與管理中》提出的構成領導行爲的四要素――确定目标、運用手段、控制組織、進行協調是基本吻合的,至今仍值得借鑒。5、辨證思想在管理中的運用使得在法制的強制下形成的的較固定的管理模式具有了一定的靈活性,因而也就更能進行有效地管理,同時也更有發展空間,爲以後韓非集法家思想的大成打下了基礎。這種辨證的管理思想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當然,《管子》的這些思想最終還是爲統治階級服務的,正如《管子?君臣下》中提出的:“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也。”就是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的,就統治階級統治人民在理論上進行了論證,這是有曆史和階級局限性的,也必然打上時代的烙印。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認識,但也不應苛求,因爲我們的原則和方法是批判繼承、綜合創新。

                          參考書目:

                          

                          《管子?二十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國哲學史》,馮友蘭 著,中華書局,1961年版。

                          《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選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

                          C理論:中國管理哲學》,成中英 著,學林出版社,1999

                          《儒家管理哲學》,黎紅雷 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管理思想的演變》,雷恩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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