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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3 17:19:37
      來源:湖南自考網

      張建華先生的《也談“管理”》一文中提出了很多問題,鑒于各種原因,本人在這裏隻談與“科學”和“管理”這兩個語詞有關的某些問題,即說明爲什麽管理學不能成爲“管理學科”的核心基礎科學。

          從“科學”這一語詞較爲通常的意義上來說,管理學自然是一門科學。一般來說,任何一門學問,隻要同時堅持如下兩個原則,就可以成爲一門通常意義上的科學。

          第一,堅持用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獲得的客觀規律、從可控制實驗中獲得的各種“機理”、通過邏輯思維過程得出的各種“原則”作爲解釋自然現象和文化現象的理論依據。

          第二,堅持以人們可以共同感知的、可共同把握的實驗數據、觀察結果、基本事實、基本事件、曆史記錄等作爲研究的起點。

          由于人們的認識是有限的,因而許多客觀規律、“機理”和原則在很大程度上也隻是相對可靠的。同樣,大量的實驗數據、觀察結果、基本事實、基本事件、曆史記錄本身也會因人的解釋的不同而隻是相對可靠的。但這并不要緊,這些東西發展或變化了,科學本身也會發展和變化。這也就不妨礙我們把堅持這兩個原則“作”出的學問當作科學。

          現在的管理學完全遵守了這兩個原則,完全符合這兩個條件,自然是一門科學。

          本人說“管理”或管理學不是一門“科學”,是有幾個前提的。

          第一,管理學不是一門“機械論科學”意義上的科學。

          第二,在“管理學科”中,必須有一門核心學科,這個核心學科必須是機械論意義上的科學。管理學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第三,在本人說“管理”不是一門科學的同時,強調了“管理”是一門藝術。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說,藝術對人類生活――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生活――的影響都比科學要大得多。

          管理學不是一門機械論科學意義上的科學,這一點是毫不疑問的。這門科學不可能成爲“管理學科”的核心基礎科學,這一點,後面将予以說明。至于“管理”,無論是誰,隻要他在從事“管理”或從事過“管理”,他都會知道在這一過程中,“藝術”比“科學”更爲重要。這裏沒有絲毫否定“科學”在管理中的作用的含義,這裏隻是說,僅僅把“管理”當作一門科學,僅僅隻用所謂的管理學的科學原理來教育學生,根本不可能培養出管理人才。

          本人可以在此作出預測,今後中國湧現出來的企業管理人才,絕大部分不會是管理學碩士和管理學博士。盡管這些擁有碩士或博士頭銜的人在企業中可以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管理“特權”,但“特權”本身既不會成爲才能,更不會成爲智慧。就象美國的法律人才根本不是通過教授“法律條文”,而是通過學生理解大量的“法律判例”培養出來的一樣,管理人才也隻有在大量的“個案教學”中才能培養出來。

          隻是,中國有幾個“管理學科”的教授作過個案研究呢?中國又有幾個“管理學科”的教授會作個案研究呢?管理是一門協調人的社會活動的藝術,就象律師是一種調節人與人的糾紛的藝術一樣,藝術及個人的藝術才能隻能在個人實踐和吸收他人的經驗中潛移默化地獲得和提高。普遍原理的教學當然不可缺少,但想僅僅隻靠這種教學就能夠培養出管理人才,無異于白日做夢。

          象管理學這樣的科學與機械論科學意義上的科學的差别是非常明顯的。但這并不妨礙人們用那些非機械論意義上的科學來把握世界。現在的問題的核心并不在這裏,而在于人們把諸如“政府的行政部門依據憲法和法律對社會成員實施普遍強制使社會成員依‘原則’行事的‘行政管理’”、“企業領導人協調組織成員爲‘目标’奮鬥的‘企業管理’”、“社會保存和傳播人們在社會活動中形成的文獻與記錄的‘文獻記錄管理’”、“利用計算機技術存儲和傳輸人們在交流過程中使用的數據、文字和語音語詞、圖形圖像的‘信息管理’”這四種“本質”上有着重大差别的“管理”當作一類“學科”,并以“管理學”作爲這個學科的核心基礎科學。

          從這樣的角度來說,管理學确實還不夠“資格”。也正因爲管理學不夠資格,所謂的“管理學科”也就是一個沒有基石的空中樓閣,以此空中樓閣爲條件拼湊起來的用于優化組織教學資源的“管理學院”本身就隻會是一個“大雜燴”。

          我們看英美國家是怎樣定義“science”的:“the study of knowledgewhich depends on testing facts and stating general nutural laws”即“以那些通過測定獲得的事實的知識和陳述了普遍的自然規律的知識爲基礎的研究”。這裏用“of knowledge”修飾“study”,就是說,“science”的研究從屬于後面“知識”,或者說,後面的通過測定獲得的事實和陳述了普遍性的自然規律這兩個方面知識控制了整個科學研究。

          在英語中,“管理學”使用首字母大寫的“management”即“Management”來表示。按照上述标準,英美國家自然不會将“Management”當作一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這很明顯,管理學中的大量的知識或者不是通過測定獲得的,或者不是普遍的自然規律,或者二者都不是。

          按照這個标準,大量的“科學”也就不成爲科學了。當然,除了專門研究“科學”本身的科學在特定的條件之下,人們一般不會在如此嚴格的意義上使用“科學”這一語詞。大體上,人們對這兩個标準放寬了尺度,其大緻範圍就是本文前面所說的兩個原則。

          但是,如果一門科學要成爲一個“科學群”的核心基礎學科,則其必須達到或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上述标準。換句話說,這門科學必須是機械論科學意義上的科學。這也就是說,如果管理學要成爲“管理學科”中的核心基礎科學,管理學就必須是機械論意義上的科學。

          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系統,到目前爲止,人類還沒有一種有效的方法對這個複雜系統進行整體的、不“損傷”這個整體的科學研究。這樣,人們就隻能采取“簡化”的方式來對人類社會進行研究,這種簡化世界的方法,就是機械論科學的方法。一般來說,這個簡化過程分爲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先确定從什麽樣的角度研究這個複雜系統。第二個步驟則是在确實這個角度之後,再将從這個角度“劃分”出來的人類社會進行“機械化”。這樣,就可能從某種角度、某種方式來把握人類社會這個複雜系統,而這種把握,隻能是一種機械論科學意義上的把握。

          本人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直強調經濟學(主要是微觀經濟學)是一門科學,是一門機械論科學。首先,經濟學從“經濟”即人類通過勞作與交換增加社會财富的角度将人類社會看作一個經濟系統,這就完成了前面所說的第一步。随後,在這種簡化的基礎上,在将人類社會的組成要素即個人“機械化”爲“理性自利”的“經濟人”。這就完成了上述簡化的第二步。

          在這樣的基礎上,通過邏輯和經驗的方法,逐步作出假設,獲得觀察數據(實際上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記錄),驗證假設,一步一步地構造起了經濟學的理論大廈。

          至于機械論科學爲什麽具有探索“機理”和鑒别事實的獨特功能,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解釋。

          張先生說有人否定經濟學是一門科學,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們要知道,諾貝爾的遺願隻是希望獎勵在“實驗科學”中作出貢獻的人(文學和人類和平是另外一回事)――諾貝爾獎最初隻有物理、化學和醫學三項科學獎,很多涉及到生物學的科學成果都是通過化學和醫學獲得諾貝爾獎的。或許諾貝爾獎的評選機構“違背”了諾貝爾的遺願,但經濟學總得多少有些“科學”資格才能成爲諾貝爾獎之一。

          一般來說,僅僅隻是從微觀經濟學本身來說,它确實夠得上嚴格意義上的科學。但是,由于其研究對象的特殊,其研究結果的可靠性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第一,經濟學研究不僅不可能進行實驗設計,連控制觀測也不可能進行,而隻能以人們在經濟過程中形成的記錄爲研究起點,而人們對這些記錄的保存、收集、使用具有很大的任意性。

          第二,經濟學研究的結果本身會影響人們的行爲,人們的行爲本身又會使得經濟學的研究結果“變形”。但這兩點是由于研究對象的特點産生的,而不是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本身原問題。

          因此,經濟學,或者說微觀經濟學是一門機械論科學,這已經基本上獲得了科學界,包括不少極其苛刻使用“科學标準”的科學家的基本認同。

          目前的經濟學已經有很多的分支,很多經濟學家正在試圖用經濟學“取代”其他一切社會科學。本人承認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同時就是強調經濟學(主要是微觀經濟學)是一門機械論科學。這樣說的目的就是要強調機械論科學在解釋曆史、文化、社會中的缺陷和不足。盡管機械論科學能夠獲得有關複雜系統的某些“機理”,但是,機械論科學根本不可能從整體上說明複雜系統,這就決定了機械論科學在解釋複雜系統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那種試圖用經濟學解釋人類一切活動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的。本人在網上專門寫了幾篇文章就是反對中國的不少經濟學家用機械論科學的經濟學解釋中國社會的一切。

          但是,無論經濟學的分支如何多,涉及到人類生活的何種領域,這些分支都是以目前的“微觀經濟學”及其研究結果爲基礎。目前的宏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以及法律的經濟分析、家庭的經濟分析、社會的經濟分析等名目衆多的經濟分析,都是以“微觀經濟學”及其研究結果爲基礎的。

          現代科學的任何分支都是一個龐大的合作系統,每一個科學家隻是在某一部分的某一層次從事科學研究。爲了确定科學的分支,人們用“學科”即“科學群”來指稱這些分支。無論一個“科學群”研究的是什麽,建立一個科學群的不可缺少的條件就是,必須有一門機械論科學作爲其核心基礎科學。否則,這個科學群就是空中樓閣。

          無論一門科學建立了怎樣龐大的理論體系,它最終都必須作到如下一點,即必須将其中的很多語詞與客觀事物聯系起來,否則,這門龐大的理論體系就不是科學,而是哲學、神學或玄學了。“僞氣功”也自稱爲“科學”,柯雲路先生爲其建立了龐大的理論體系,但其語詞根本不可能與客觀事物即人體内的“氣”的運行聯系起來,近幾年也破産了。

          但是,我們仔細思考一下,那些相信“僞氣功”的人确實在其思維過程中将某些“理論”與自己體内的“氣”的運行聯系在一起,并且,還有衆多的人認爲這些“理論”确實能夠解釋爲什麽自己體内的“氣”能夠這樣或那樣運行,還有不少人認爲自己确實能夠控制自己體内的“氣”的運行。如果不是這樣,就不會有那麽多人相信“僞氣功”了。這裏就涉及到用什麽标準将一門科學理論的語詞與客觀事物聯系在一起。

          我們知道,由于現代科學的分工,有相當多的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基本上不從事直接的探索“機理”、數據獲取、事實鑒定的工作,而隻是依據某些“機理”對數據和事實作出解釋,或者對這些“解釋”再作出解釋。就象本人如果要研究中國某一階段的曆史,一般不會去“考證”曆史事件,而隻會以其他的史學家的“考證”的結果以及研究結果爲起點。

          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我們怎樣才能相信這些“機理”、數據和事實呢?或者說,我們用什麽标準來判斷這些“機理”、數據和事實是可靠的呢?

          一般來說,采用機械論科學的方式獲得的數據和事實,其可靠程度最大(要說明這個原因,需要很大的篇幅,這裏從略)。要使一門科學理論中的很多概念能夠“恰當”地與客觀事物聯系起來,人們就應該盡可能地消除那些個人情感與價值的東西、盡可能地控制那些關于世界的各種“先見”。而能夠在最大程度做到這些的,隻有機械論科學。這一點無須作更多的說明,目前西方的“反科學主義”反對的正是機械論科學的“無情”和“客觀”。

          “反科學主義”的很多觀點對我們有效地控制人們濫用科學及科學成果确有其可取之處,對于控制“唯科學主義”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要把科學變成一種“有情”和“主觀”的東西,那科學就不成爲科學,而是神話或玄思了。

          大量的相信“僞氣功”的人并不是象某些“科學家”所說的那樣是“愚昧無知”的。這些人思維、心理各方面都很正常。那些鼓吹“僞氣功”的理論都隻是一些“中間理論”,這些理論根本沒有一個堅實的基礎,沒有一種具有共同标準的将“氣”、“功”等語詞與人體内的“氣”的運行聯系起來的可控制觀測的科學方法。語詞的神話作用很快就将這些相信“僞氣功”的人“說服”了。隻是,這種毫無根基的“僞氣功”的“科學”的理論大廈很快就崩潰了。

          即使我們假設或承認諸如“行政管理”、“企業管理”以及其他各種關于“管理”的學科有着共同之處,可以合成一個“學科”,但是,這些學科必須有一個核心基礎科學,這個科學必須擁有其他科學共同認同的探索“管理”過程的“機理”的方法和鑒别從“管理”過程中獲得的數據的标準。很明顯,現在的管理學這門科學根本不具備這種功能。

          科學的核心原則是按照事物的自然狀态來解釋事物的現象及其現象變化的過程。什麽是事物的自然狀态呢?這本身就沒有一個客觀的标準。大量的人是将自己大腦中的價值觀念強加給事物本身。科學家也是人,科學家在這一點上并不比其他人“高明”。科學并不是依靠科學家在這一點上的“高明”獲得發展的,或者說,科學并不僅僅隻是依靠“科學家客觀地看待世界”獲得發展的,而是用一套嚴格的程序來迫使科學家采用“機械”的方法來探索事物現象變化的“機理”,采用客觀的标準來鑒别觀察事物變化之中獲得的數據和事實。沒有這一條,科學就不成爲科學了。

          現代科學的“理念”比起古希臘時代,并沒有什麽特别之處。柏拉圖的“理念論”、畢達哥拉斯的數學神秘主義、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論等等,這些東西直到今天仍然控制或影響着科學。但是,古希臘時代并沒有産生現代科學。現代科學的産生,離不開古希臘的這些“神秘主義”,離不開中世紀經院哲學以拉丁語爲基礎的思維邏輯訓練,但更離不開人們社會實踐中技術水平的提高,更離不開以英語文化爲基礎的經驗主義。

          科學離不開有關世界的某種“理念”,科學離不開思維邏輯,但是,科學離開了經驗的檢驗,最終隻會成爲“神秘主義”或哲學思辯,就象古希臘的科學。爲了使科學不成爲“神秘主義”或哲學思辯,任何一門“科學群”都必須有一個可以通過經驗驗證的堅實的基礎:探索“機理”的方法和鑒别事實的标準,這個基礎就是機械論科學。

          科學對自然和文化的解釋并不是絕對的和萬能的。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能用科學來解釋。這是因爲,機械論科學所獲得的隻是事物現象變化的“機理”。而這些機理之中,有很多通過了人類無數次的驗證,但由于人類社會實踐的條件所限,還有很多“機理”不可能真正獲得驗證,也就隻能作爲假設。人類生活,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生活,都必須有着某種程度的确定性。這樣,雖然有很多“機理”還隻是假設,但我們仍然必須用其來作爲解釋自然和文化的基礎。

          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很多預設,基本上還沒有獲得驗證。達爾文的理論出現才多少年,按照現有的科學研究結果,生命進化的過程是這個時間的無數倍。要驗證達爾文進化論中的很多預設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目前除了進化論,還沒有一種理論能夠合邏輯地解釋生命演化的過程,我們也就姑且接受這種理論,用其來解釋生命演化過程。

          從表面上看來,曆史學似乎比管理學更不科學。但是,曆史學目前已經夠得上資格稱爲科學了。從廣泛義的意義上來說,曆史是研究人的活動的曆時性變化。但是,目前的曆史學一般主要指通過對“曆時”性的曆史事件的解釋來說明曆史過程。在曆史學中,正好有一門專門對“曆史事件”進行“考證”的學科。當然,這種對曆史事件的“考證”的結果也是相對的。但是,有了這一學科,各個領域的曆史學家在依據自己的曆史觀來解釋曆史的時候,就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而“考證”曆史事件的這一學科,已經有了很多得到曆史學各學科科以及其他相關科學領域的共同認同的方法和标準。如果失去了這種“考證”,曆史也就會成爲“神話”。

          政治學、社會學這些學科都已經有了一定的科學基礎。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要素是“公共生活中的人”。這些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機械化”爲“政治人”。社會學研究對象中的要素是“社會生活中的人”,這些人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機械化”爲“社會人”。

          根據本人的研究,與管理學關系非常緊密的一門學科即“組織學”倒可以成爲組織領導學以及與其相應的各種有關組織“管理”的基礎學科。因爲,組織學的研究對象“組織”可以高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組織的組成要素――人――也同樣可以通過高度的抽象化和形式化而成爲“組織中的人”即“組織人”。任何自然人一旦進入一個組織,就可以表現出很多“組織人”的特點。

          通過對這些特點的抽象,可以将“組織人”機械化。以這樣的研究爲基礎,可以将組織高度形式化,并以此作爲模型探索“組織”産生、發展的機理,并依據這些“機理”建立起組織的概念模型,并将這個模型轉化爲語詞模型或數學模型。利用語詞模型,人們可以組織和解釋各種“事件”,利用“數學模型”,人們可以獲得有關組織的數據。這就爲人們提供了一種共同認同的探索“機理”的方法和鑒别事實的标準。

          管理學,作爲“管理學科”的基石的管理學還缺乏上述條件。以這樣的管理學爲基礎的“管理學科”隻是一坐毫無基礎的空中樓閣;以這樣的“管理學科”所引導的優化大學教學和科學研究資源的“管理學院”之類做法根本不可能優化資源;以此科學、學科以及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爲基礎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管理人才”根本算不了什麽人才。

          關于科學中使用數學,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問題。一般來說,沒有經過數學訓練的人是很難有效地進行科學研究的。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這樣落後,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基本上或很少接受數學訓練,隻會使用左腦(使用語詞)而不善于使用右腦(使用概念)或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科學研究必須使用雙腦即左腦和右腦。數學的基本功能就是訓練人們使用右腦,大腦中的數學推導、演算過程大部分是在右腦中進行的。概念模型(概念不是語詞,而是由左腦的語詞所指稱的右腦中的表象)也同樣存放在右腦。任何科學研究都離不開對右腦的概念模型的構造、改變、運轉。想像、靈感與直覺都源于右腦,但是,這些東西并不是随意而發的,一般應該與研究者的研究内容有關。有效地使用概念模型,正好會使想像、靈感和直覺與研究者的研究内容相關地産生。而不通過嚴格的數學訓練,是很難自覺地、主動地利用語詞構造概念模型、改變概念模型、運轉概念模型。

          本人在給學生上計算機公共課時經常強調,作爲一個非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生,用什麽标準衡量你真正掌握了與你的工作要求相應的計算機技術呢?這就是在你大學畢業的時候,你的右腦中有了一個計算機的概念模型。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你就永遠隻是一個打字員,而不是一個能夠有效地利用計算機技術處理辦公室業務的文職人員。隻是,中國的大學畢業生在畢業之時,雖然花了十個學分來學習計算機技術或信息技術,但絕大部分也都隻是一個打字員,有的連打字員都還不夠格。這當然不能完全怪學生,整個計算機技術教學體系本身的問題之大,使得任何人,包括本人這樣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人,都無法解決。

          無論如何,我們用一個語詞即“管理”指稱四種不同的對象是一種很不科學的做法。科學提供給人們的首先是一種簡化世界的方法。而簡化世界的基本方法就是分類和抽象。“管理”這一語詞指稱的四種對象具有什麽共同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具有什麽不同點。既然這四種對象具有如此明顯的差異,用四個語詞來指稱它們,雖然在現實生活中不一定要這樣做,但在科學研究中卻是不可缺少的。

          “管理”這個語詞最終要通過與其相應的“語詞模型”與客觀事物即管理過程中的事件或事實聯系起來。象“管理”這樣一個幾乎可以指稱任何對象的語詞,根本就不具備成爲“科學”語詞的基本條件。

          至于張先生要爲“管理”下一個普遍性定義,要探索“普遍管理學原理”,這完全是一個個人學術研究的問題。張先生認爲這個内容值得研究,隻要能夠獲得相應的研究資源,就可以從事研究。根本沒有任何客觀的标準來衡量某種研究有價值,某種研究無價值。本人以前也曾有過此念頭,隻是後來認爲這種研究價值不大,自然也就放棄了。這中間談不上誰“是”誰“非”。不過,我本人總認爲,或許張先生的研究屬于哲學更爲妥當。哲學隻需要建立語詞之間的關系就行了,科學則必須把語詞與客觀事物聯系起來,這或許是哲學與科學的重要區别之一。

          哲學總是在語詞世界中問“人是什麽”,科學則要在現實世界中尋找“人有什麽”。科學以哲學的“人是什麽”作爲指導,但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則始終堅持隻在現實世界中尋找“人有什麽”。科學在現實世界中尋找出“人有什麽”之後,哲學又會重新據此在語詞世界中再問一問“人是什麽”。這或許是哲學與科學的關系。爲此,本人一般在科學思考時從來不問“是什麽”而隻是尋找“有什麽”,而在哲學思考時則經常問一問“是什麽”。這也是本人在“漫談”管理時不給“管理”下定義的原因。

          不過,很多沒有從事嚴格意義上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學研究的學者是很難體驗到哲學與科學的這些差異的。本人雖然不是科學家,但大學畢業之後畢竟從事了四年的專門的科學研究,并獨立地開發過一個管理信息系統,對此多少有些體驗。

          如果在一項具體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學研究中,不能爲那些被使用的語詞明确地标定出外部對象,用一些含含糊糊的語詞引導研究與思維,這種研究得出的結果簡直就是自己“欺騙”自己。中國絕大部分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都幾乎沒有從事過嚴格的、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科學研究,自然也就難以有效地把握科學思維和哲學思維的差異,經常也就将哲學思維引入科學研究之中(經常要尋找世界的“道”而不是探索事物的“理”)。這或許也是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如此落後的另一原因吧。

          另外,張先生在強調“行政管理”也同樣有“目标”,“企業管理”也有原則,這完全是事情的兩個方面。政府的行政部門是一個組織,這個組織當然有目标,這個組織當然也有領導,這個組織的領導也同樣會協調其成員爲實現目标奮鬥。并且,“企業管理”研究出的很多原理出同樣适用于對行政組織管理本身的管理。但是“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這門學問或科學本身不是研究這種管理,而是研究政府行政部門如何治理社會公共事物如制定公共政策等。

          政府的行政首腦既沒有權力也不可能爲社會成員制定一個目标,讓社會成員爲這個目标奮鬥。政府的行政首腦隻能依據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權力對社會成員實施普遍的強制使社會成員依據法律行事。“企業管理”當然也有原則,但是,作爲法人的企業、作爲自然人的企業成員,作爲企業成員的領導者,作爲企業成員的操作者都是在政府制定的法律之下運作的,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都不能違背這些“原則”。

          企業領導正是在這些“原則”的控制之下通過明确目标、制定達到目标的計劃、通過協調組織成員的活動使組織成員爲完成目标而奮鬥。這也就說明了“公共行政”和“企業管理”存在着極爲明顯的差異。這就象很多美國人所說的不“怕”政府,隻“怕”老闆。公民沒有違法,怎麽會“怕”政府呢,但老闆卻可以“炒”你的“鱿魚”。

          但“老闆”卻最“怕”政府,政府制定一項法律,“老闆”就有可能在很多行爲上受到限制。相對而言,一個社會如果真正形成了政府“怕”公民、公民“怕”老闆,老闆“怕”政府的社會公共秩序,這個社會也就正常了。一物降一物嘛,一物非得有一物來降嘛。至于中國社會,公民既“怕”政府,又“怕”老闆。中國的老闆當然“怕”政府,但他們“怕”的隻是政府官員,而不是政府制定的法律。

          至于中國政府,除了“怕”動亂,或許不會“怕”任何其他的東西。這就說明在中國,一物能夠降一物的現代社會公共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科學家。有“有神論”的科學和“無神論”的科學,有“唯心主義”的科學家和“唯物主義”的科學家,有“自由主義”的科學家和“專制主義”的科學家,有“神秘主義”的科學家和“經驗主義”的科學家,各種各樣,名目衆多,并且,這些科學家分别屬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傳統文化。

          但是,這些位于不同民族和文化之中,信仰不同“主義”的科學家都能夠在科學研究中取得公認的,獲得實踐檢驗的成果,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他們都把機械論科學作爲探索機理的方法和鑒定事實的标準。我們當然要反對用機械論科學解釋人類的一切,解釋人類的曆史和文化,解釋人類社會與政治,解釋人類道德與法律。但是,不能因爲這樣,把機械論科學在科學研究中的最基本作用也抛棄了。如果這樣,科學又會變成“神秘主義”和哲學思辯,人類最終也會失去科學。

          我們所需要的隻是不濫用科學,而不是抛棄科學。科學,這裏指機械論科學,确實是“無情的”和“客觀的”,但是,這并不妨礙人們“有情的”和“主觀的”使用科學研究的結果。如果我們能夠真正做到“有情的”和“主觀的”使用科學研究的結果,這個世界或許會變得更“有情”一些和更“主觀”一些。

          如果我們試圖通過把科學本身變成“有情”和“主觀”,其主觀願望雖然良好,但其結果或許隻會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無情”,更“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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