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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4 14:54:07
              來源:湖南自考網
              略論當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發展
              ——農村社會體系結構分化和社會文化世俗化分析
              【 正 文 】
              引子
              什麽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發展?對此要有科學的認識,切勿陷入把單純的數量增
              長當成社會發展的誤區。美國著名中國農村問題研究專家黃宗智區分了“擴大産出的
              ‘增長’”與“提高勞動生産率的‘發展’”,認爲“對中國來講,這一區分是關鍵
              的,生動地表現在解放後30年的經曆,農業總産出擴大了3倍,而勞動生産率和人
              均收入全然無改進。”[(1)]中國農村長期“以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代價換取了
              農業生産的勞動密集化”[(2)],造成了“沒有發展的增長”[(3)]的局面

              社會發展超越單純的經濟規定,涉及經濟、社會、生态、文化多重因素,必須尋
              求社會發展的科學内涵。阿爾蒙德對政治發展的論述對我們頗有啓發。他把政治體系
              結構分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作爲衡量政治發展水平的标準[(4)],他指出:“政
              治發展在結構方面的表現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發生變化,變得更加專門化或自主
              化”[(5)];政治文化世俗化的結果是:“公衆參與不斷增加,合法性越來越取
              決于政府的作爲,政策傾向于改善生活質量的明顯努力。”[(6)]結構分化和文
              化世俗化具有重大的能動作用,“曆史上和當代的許多社會都表明,凡具有較高程度
              的世俗文化,并且具有相應的專門化和分化結構的政治體系,都能夠生産出較多的政
              治産品,并能更有效地控制其環境。”[(7)]相應地,我們認爲社會發展水平也
              可以用社會體系結構分化和社會文化世俗化兩項标準來分析。中國農村正是由于聯産
              承包制的推行從土地上解放了剩餘勞動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傳,振奮了
              農民的“士氣”,從而真正開始了社會體系結構分化和社會文化世俗化進程,提高了
              社會功效,最終走出了原來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一、農村社會體系結構分化:社區分化、群體分化、組織分化
              阿爾蒙德指出:“許多現代的社會結構都具有高度分化的特征”[(8)]。社
              會結構分化的優越性在于它創造了專門化的角色、結構、次體系,并使任務專門化,
              從而提高社會功效。它的優越性還在于“不僅僅指新一類角色的出現和舊一類角色的
              變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間或結構之間相互關系上可能發生的變化”,如原來的角色、
              結構取得了獨立性、自主權[(9)]。社會結構分化是衡量社會體系發展程度、成
              熟程度的标尺之一。中國農村的社會體系結構分化可分爲社區分化、群體分化、組織
              分化。
              1.社區分化
              費孝通先生指出,現代社會學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社區研究。[(10)]社
              區是一定的社會群體在特定的區域内形成的社會關系區位體系[(11)],它由地
              域、人口、結構、文化等要素構成。1978年以前,國家嚴格限制農民進城,中國
              城鄉泾渭分明的二元社會結構明顯存在,城市是工商、文化中心,農村則幾乎全部由
              雷同的田園農耕村落社區構成。這類社區在結構、人口、文化上有很強的同質性。社
              區結構(尤其是産業結構)是農村社區的基礎部分。改革開放後,農村率先引入了市
              場經濟機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在農村迅猛發展,中國農村純農業的社區結構開始
              分化。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農村形成了獨特的與城市不同的工業、農業、商業、建
              築、運輸、服務業齊全的産業結構,以及在此基礎上特有的社區結構。這可由下表得
              到深刻體現:
              1992年中國農村各行業社會總産值占農村社會總産值(25386.28億
              元)比重表 單位:億元
              (附圖 {圖})
              資料來源:據農業部編《中國農業統計資料》(1992)第18、19頁制作

              中國農村工業已占農村社會總産值的50%,農業下降爲35.8%,農村的建
              築、運輸、商業三業上升到14.3%。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村開始向農工商各業協
              調發展的産業結構和社區結構發展,從單純的田園農耕村落社區向以工商業生活爲主
              要内容的集鎮社區和城市社區發展。與西部地區相比,東部地區的發展尤爲迅速,不
              少地方形成了以工商業爲主的社區結構,社區生活豐富多彩,一些地方甚至已與城市
              無異,如江蘇的華西村、天津的大邱莊被人們被爲“鄉村裏的城市”。
              農村産業結構和社區結構的分化對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具有決定的意義。費孝通
              在談論農民的思想時指出:“對他們來說,優先的不是要民主,而是要保障”。他們
              的思想和生活條件“要等到農民改變了他們的職業才會起變化。那意味着我們必須改
              變産業的結構”[(12)]。社區分化的實質是農村産業結構的分化。社區結構是
              農村社會體系的骨架,社區分化反映了農民生活基本格調的變化。社區分化程度是衡
              量中國農村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标尺之一。
              2.群體分化
              到1978年,中國7.9億農民用“社員”這個名稱就可以概括了,他們都處
              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統一管理下,個人在生産、分配、交換上沒有自主權。在同一
              核算單位裏,個人收入也基本相同,相差無幾。
              改革開放後,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産業結構的變化、農民群體已經分化了
              。目前他們分化成8個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職業階層,具體情況如下表:
              中國各個農民階層結構
              (附圖 {圖})
              資料來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6期,第9頁。
              中國農村由同質性的勞動人口變爲異質性的各路大軍各顯神通的局面。由于中國
              地區差異大,農民群體分化發展不平衡,下面我們從4種不同的分化類型作一較爲具
              體的了解。
              4種分化類型,農民各階層相對比重(社科院1990.7-1990.8調查
              ) 單位:%
              (附圖 {圖})
              資料來源:陸學藝主編:《改革中的農村與農民——對大寨、劉莊、華西等13
              個村的實證研究》,第21頁。
              低度分化型農村低于40%的人口從事非農職業,未分化類型則低于10%,這
              兩種類型在西部地區比重較大。中度分化型40%以上人口從事非農職業,在東部地
              區較爲普遍。高度分化型則超過90%,目前比重尚小。
              農民的群體分化松動了原來僵化的社會關系結構,使社會具有了多元性、複雜性
              ,有利于整個社會結構的改善;群體分化打破了某一社會成員長期附着于某一階層、
              某一社會地位的狀況,增強了社會競争性與流動性,從而形成了開放式的、動态的社
              會階層結構;這種建立在分化基礎上的社會,其整合程度會遠遠高于那種未經分化的
              機械式整合。
              農民的群體分化同時也是利益分化。利益分化是利益表達的基礎,利益表達的形
              式标志着民主政治過程的開始。在純粹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是談不上民主政治發展的。
              費孝通指出:“小農生活是不穩定的,因此他們不得不依靠别人,要有某種‘皇帝’
              來保護自己,所以毛澤東變成了‘萬歲’,而且不僅是他,到處有小皇帝,處處有小
              當權者,那麽我們怎能發展民主國家?”[(13)]農民的群體分化是鄉村民主政
              治發展的基礎,上述8個階層中最有影響的是私營企業主階層和農民企業家階層。随
              着這兩個階層地位的提高,他們在社區政權和處理社區事物中的權力不斷擴大,他們
              有的向縣區主管科局挂靠,不少還是各級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政府顧問等,參政議
              政的範圍有擴大的趨勢。他們還通過與“大人物”、知名人物打交道或是通過大衆媒
              體對其活動的報道,來提高自己的聲望。應該肯定這是中國鄉村社會發展的新氣象,
              農民開始通過各種途徑來尋求和保護自己的利益。
              3.組織分化
              改革前中國農村實行高度集權的組織制度;當時的經濟、政治、社會組織都受到
              政治權力的超強控制;組織的功能分化和結構分化滞後,缺乏獨立性;這些組織更多
              的是受到政治和意識形态的驅動;自發的民間組織屬非法的被取締。
              随着鄉村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原來的經濟、政治、社會組織在利益驅動
              下,功能日益分化、專門化,開始與行政組織進行結構關系重組。生長于民間的自發
              群衆組織越來越多,越來越具有影響力。
              經濟組織。70年代末農村改革前,農村基層經濟組織一般随社區行政框架而設
              立,帶有明顯的行政組織色彩,如供銷社、糧管所、種子站等,在計劃經濟基礎上被
              賦予絕對權威,履行經濟職能,實際上是國家政權的附屬物。實行改革後,這類組織
              遇到的共同問題是:脫離了人民公社體制的個體農民變得越來越不好管了。即使你爲
              他們提供無償服務,他們還要“貨比三家”、“挑三揀四”。于是它們開始主動轉軌
              變型,由政權附屬物還原爲經濟組織向公司化、服務化方向發展。同時,農民還自發
              地組織經濟聯合體及專業合作組織,以解決産前産後的服務問題。農村經濟組織,特
              别是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正向适應市場變化需要的産權明晰、自主性高、競争性強的
              組織形式發展。
              政治組織。包括政黨組織和政權組織。在黨政高度合一的弊端暴露之後,黨政分
              開成爲勢所必然。政權組織在經曆了多次的“精減—膨脹—再精減—再膨脹”的惡性
              循環之後,找到了轉變政府職能的新思路,适應形勢需要的新的組織形式正在形成中
              。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發達地區的農村基層黨組織由于主動改變自身的觀念
              和行爲方式,威信不但沒有受到損害,反而提高了,權力不但沒有縮減,反而加強了
              [(14)]。而在不少落後地區,農村基層黨組織卻處在癱瘓半癱瘓狀态。目前我
              國的各類政黨組織在市場大潮中正處于艱難的角色定位中,總的趨向是社會功能由行
              政性向政治性轉換;運作模式由官僚性(組織的行政化導緻更多地對上負責而不是對
              下負責)向群衆性轉化;行爲風格由理想型向務實型發展。
              社會組織。從發達鄉村社區的情況看,共青團目前更象一個糾正行爲偏差,培養
              積極向上精神境界和道德約束的青年組織[(15)]。婦聯原來主要是召集婦女開
              會,傳達文件,目前它的工作開始具有實質意義,除了計劃生育外,在保護婦女兒童
              權利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強,它還幫助婦女在經濟上獨立,扶持适合婦女從事的經濟活
              動的發展。
              新一代的中國農民一反中國數千年“君子群而不黨”的傳統,創造性地自我組織
              起來,他們自發地組織各類學會、協會,甚至包括攝影協會這類興趣組織。南海的私
              營企業家公會,就很有影響,它是個體私營企業家的利益組織,在每個鎮都有分會,
              每個分會幾十人不等。它通過與工商聯的關系,加入到各級人大、政協所構成的政治
              協商、政治參與的組織渠道中去。[(16)]新生的利益群體通過有效的組織形式
              ,逐步健全了利益表達機制,使自己成爲社會上有一定影響的群體。
              農村基層各組織間的關系在改革前後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是行政歸屬型,現在
              變爲利益歸屬型;原來更多的是政治、意識形态的驅動,現在更多的是利益驅動;原
              來是下級組織的無條件服從,現在是讨價還價,行爲理性化;原來是對一個組織的全
              面依附,現在由于利益分化、具體化,形成不同組織和層次間的利益關系網絡。
              組織分化反映一個社會的自我組織能力和自我發展水平,是衡量社會發育程度的
              重要标志。組織分化也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礎和保障。托克維爾把組織稱爲社團,認
              爲社團對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17)]羅伯特·達爾指出:“所有大規模的民
              主體制,所有的民主國家,都在組織上是多元主義的。”[(18)]農村社會的組
              織分化爲中國社會發展和政治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展示了美好前景。
              從總體的角度看,中國農村的社區分化、群體分化和組織分化存在着一個共同的
              問題,即結構分化落後于功能分化。中國農村居民群體中已有1.6億人從事非農職
              業,他們的社會職能已經不是農民了,但沒有得到結構上的制度認可,仍保留着農民
              的社會身份。農村社會組織的功能分化明顯,但許多組織沒有得到法律、制度的認同
              ,缺乏獨立性,結果造成社會組織角色的模糊性。農村改變了單純農業區的狀況,但
              受制于整個國家的二元城鄉結構,目前中國存在很獨特的城鄉二元城市結構,問題的
              症結在于模糊的産權和僵化的戶籍制度。
              二、農村社會文化世俗化
              社會文化是人們在特定時期内形成的對社會、對人生的一套态度、信仰和感情。
              社會文化有一個從傳統走向世俗的過程。阿爾蒙德指出:“世俗化是态度發生變化的
              一種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們越來越重視在其周圍世界中可以見到的因果關系。在
              世俗文化中,個人往往自信他們擁有改變環境的能力,并選定有助于改變環境的行動
              方案。”[(19)]世俗化是由傳統的迷信、保守、被動、愚昧,走向理智、效能
              、開放、創新的過程。
              由于社會文化對人們的社會作爲具有重大的強制作用,因而要想對中國農村社會
              發展有一個理性的認識,必須具體分析農村社會文化的變遷。
              中國傳統的農村社會文化具有很強的宗法性、保守性,在某個時期甚至還有鮮明
              的意識形态味。具體表現如下:(1)以血緣關系爲依據的緊密的人際關系網絡,這
              種網絡還獲得了社會意義,成爲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依據;(2)這種網絡鋪張在一
              定的地域範圍内,血緣關系的定格構成地緣關系,血緣與地緣溶爲一體成爲傳統農村
              社會文化的基礎;(3)血緣群體和親屬群體内按生物學等級梯度形成社會等級,人
              們在社會中的地位由出身決定,不由其後天的努力和功績決定;(4)傳統農村中的
              人際關系依據約定俗成的禮俗進行調節,沒有正式的明文規定的現代法律規範,情感
              的因素起決定作用,血濃于水;(5)依賴土地爲生,生産自給自足,血緣群體由血
              緣認同同類,含有封閉的邏輯,加之社會的、地理的、文化的屏障,鄉村共同體具有
              較大的封閉性;(6)長期相同模式的生活節奏和生活方式,造成人們思想、心态、
              活動和體制的穩定性,農村共同體的生活曆經多載可能不發生變化;[(20)](
              7)建國後,國家政權高度滲入農村,曆次政治運動掀起農民的意識形态狂熱,“一
              大二公”,先國家後集體,最後才是個人,使個人私利處于被無情鏟除的地位。
              生産力的發展,生産方式的改變,社會體制的滲透,改革開放的推進,生活态度
              的鼎新,促使我國農村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阿爾蒙德也指出:“世界上凡工
              業、教育和大衆傳播工具這樣的現代化機構和影響力量普及的地方,便容易使人們形
              成現代化的世俗——理智型态度。”[(21)]上述因素深入農村,使中國農村社
              會文化世俗化進程明顯加快,具體表現如下:(1)農村社會共同體的人際關系依然
              是血緣型的,但血緣關系的社會意義已經基本喪失,不再構成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根
              本依據,以社會關系爲依據的新的地位體系已經形成;(2)社會的法律規範和政治
              規範已經堅定地滲入到村落共同體内,傳統的禮俗在大多數場合降低到次要地位,法
              理的因素在鄉村生活中明顯上升[(22)];(3)純農耕方式的突破,生産富餘
              越來越多,内外交流、交易越來越頻繁,農村由封閉走向開放,農民樂意接受新經驗
              、新觀點,開始變得思想開放、頭腦靈活,他們由鄉村走向全國、走向世界;(4)
              農村社會成員行爲理性化,具有明顯的個人效能感,注重成本效益分析,謀求最大功
              效,譬如,聯産承包制的實行和就業機會的開放,農民再也不會在土地上浪費時間,
              甚至僅僅爲了更多的閑暇,他們也注意提高勞動生産率;(5)農民頭腦更冷靜、更
              務實,意識形态的狂熱再也難以喚起他們,他們重新度量了公與私的關系,确立了個
              人利益的重要地位。過去在公與私關系的處理上,由于“公”帶有意識形态色彩,屬
              于政治範圍,因而“私”總是處于極端劣勢,處于被無情鏟除的地位。改革開放後,
              聯産承包責任制使個人利益首先變得越來越不可侵犯。集體經濟随着股份制改革,與
              個人利益緊密聯系起來,也變得越來越不可侵犯了。發達地區的鄉村變革告訴我們,
              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家庭化、個人化,農民開始突破原來義利觀念的虛僞說教,大膽
              追求自己的利益,“當場清算”等陌生人間的行爲,也在村落家族成員之間實行;(
              6)農民更加自信自己能改變環境、改變自身,他們通過進取心和努力來取得社會地
              位,并開始以成就取向評價和選用基層領導人。
              世俗化的社會文化同更多的社會行爲之間存在着曆史性的聯系,歸根結蒂是因爲
              世俗化強調了個人具有可利用各種機會來改變自己處境的能力。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
              和政治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的發展,而農村的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于農
              村絕大多數人口的狀态,取決于農村社會文化的走向。促成鄉村絕大部分人口形成現
              代化的世俗——理智型态度,促使農民“個人的現代化”,對于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具
              有不可估量的意義,這正是農村社會文化世俗化的意義所在,這種意義正在顯現出來

              三、對農村社會發展的基本估計
              當前中國農村有了可喜的社會發展:社區結構正從“田園風光”式的雷同農耕社
              區向具有不同情調、五彩斑斓,農工商并舉或各有側重的社區結構發展;社會群體由
              清一色的“社員”變爲鄉村工人、農民、企業家、管理者各路大軍活躍于中國城鄉;
              組織結構由黨政組織一枝獨秀的高度集權式向各類組織群芳鬥豔的方向發展;農村社
              會文化由傳統走向世俗,農民向開放、進取、理性、效能型的社會人、政治人轉變。
              農民職業選擇多樣化,生活變得豐富多彩,中國農村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
              力。随着政策的寬松、内外條件的具備、改革的深入(社會體系結構分化和社會文化
              的制度性障礙——模糊的産權和過時的戶籍制度的改革已進入臨界狀态)、社會流動
              和社會開放的加速,以及發達地區對落後地區的示範效應,中國農村社會由此走出了
              單一的經濟總量增長的誤區,走上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衆多領域齊頭并進的
              健康發展之路,以社會體系結構分化和社會文化世俗化爲标志的社會發展必将持續下
              去,從而推動中國社會進一步走向成熟。
              在看到農村社會巨大發展的同時,也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
              轉型過程中,許多改革政策啓動不久,傳統的影響還有很強的回複力,這就決定了我
              國農村社區分化程度不高;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非農職業人員比重還不大;從原來政
              治權力超強控制下分化出來的各種組織仍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幹預;農村社會文化開
              始全面世俗化,但文化是一個社會中最穩定的部分,傳統的影響仍不可忽視。同時由
              于我國地區差距很大,農村社會體系結構分化和社會文化世俗化發展不平衡。在社會
              分化的基礎上尚未将異質性有效“整合”起來,擴大“結構彈性”。上述情況決定了
              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程度不高,社會發展程度不高又決定了政治發展水平不高。30年
              代梁漱溟在山東搞了5年的鄉村建設卻不得不承認:他們高談“社會改造”,卻落到
              個“依附政權”的地步;“号稱鄉村運動”,結果卻是“鄉村不動”;鄉建運動“走
              向了一個站在政府一邊來改造農民,而不是站在農民一邊改造政府的道路”。[(2
              3)]鄉建運動的失敗,除了其它原因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鄉村社會的發育程
              度不足。應該說當前中國農村的社會體系結構分化和社會文化世俗化爲中國的社會發
              展和政治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中國農村的社會發展和政治發展要走上下推動相結
              合的道路,特别要注意發揮下層社會基礎推動的作用,而這卻是中國曆史上一再被忽
              視的。
              注釋:
              (1)(2)(3)(美)黃宗智:《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規範認識危
              機與出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4頁。
              (4)(5)(6)(7)(8)(9)(19)(21)(美)阿爾蒙德、鮑
              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第12、24、122、58、69、24、23、54頁。
              (10)(11)王立誠:《農村社會學》,農業出版社1992年版,第10
              1、105頁。
              (12)(13)費孝通:《城鄉和邊區發展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
              0年版,第40頁。
              (14)(15)(16)王穎:《新集體主義:鄉村社會的再組織》,經濟出
              版社1996年版,第113、126、143頁。
              (17)(18)(美)羅伯特·達爾:《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中譯本,求
              是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1頁。
              (20)(22)王滬甯:《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
              1年版,第211、212頁。
              (23)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鄉村書店1937年版,第1、2、5頁

              (作者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系
              地址 上海市 郵碼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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