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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11 15:44:24
          來源:湖南自考網
          [關鍵詞]合同詐騙 犯罪構成特征 非法占有目的 罪數 共犯
          [摘 要] 合同詐騙罪是從普通詐騙罪中分裂出來的新型經濟犯罪,它在保留了普通詐騙罪的一些共性特征外,又表現出自身特有的個性。這種個性主要體現在其犯罪構成的特殊性。鑒于本罪認定過程的複雜性,本文對司法實踐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問題、罪數問題、共犯問題)作了剖析,以期有助于司法實踐中準确把握此罪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是一種以合同爲掩護、手段隐蔽、情況複雜的詐騙犯罪。在所有的詐騙犯罪案件中,合同詐騙案件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已成爲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的熱點、難點。本文将綜合我國合同法與刑法學基本原理對此作系統闡述和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實踐中準确把握本罪的認定。
          一、合同詐騙罪的概念和構成特征。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爲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隐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财物數額較大的行爲。本罪具有如下特征:
          1、客體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ww1]度、誠實信用的市場經濟秩序和合同當事人的财産所有權。①
          我國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它對于防範合同欺詐,維護公平、自由、安全、競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同詐騙罪使合同詐騙罪及其司法認定中的幾個問題合同成爲侵犯他方當事人财物的不法手段,嚴重擾亂了社會主義市場交易秩序和競争秩序。故刑法單設此罪以保護我國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合同詐騙罪的犯罪對象是公私财物。“對于合同詐騙罪的行爲人而言,簽訂合同的着眼點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對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②合同僅僅是詐騙采用的手段形式。
          2、客觀特征
          從本質上講,合同詐騙罪屬詐騙犯罪的範疇,在客觀構成上完全适用詐騙犯罪的構成模式。即:欺詐行爲→被害人産生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财産→行爲人或第三人獲得财産→被害人的财産損失。③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爲行爲人在簽訂或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隐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數額較大的财物的行爲。這裏的虛構事實指行爲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實,騙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現形式主要爲:假冒訂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盜竊、騙取、僞造、變造簽訂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書、制造“合法身份”、“履行能力”的假相;虛構不存在的基本事實;虛構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瞞事實真相是指行爲人對被害人掩蓋客觀存在的基本事實。其表現形式主要是:隐瞞自己實際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實,隐瞞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圖;隐瞞合同中自己有義務告知對方的其他事實。
          3、主體特征
          本罪的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司法實踐中應注意區分合同詐騙罪的犯罪主體是自然人還是單位。例如下列幾種情形就是名爲單位實爲個人實施的合同詐騙罪:(1)個人爲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合同詐騙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後,以實施合同詐騙犯罪爲主要活動的,應認定爲個人犯罪。(見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2)國有或者集體企業租賃給個人經營的企業。承租人利用企業名義詐騙的,應認定爲個人詐騙。(3)國營或者集體企業爲個人提供營業執照,名爲集體實爲個人的企業,企業人員以企業名義進行合同詐騙,應以個人詐騙論。(4)沒有資金、場地、從業人員等有名無實的皮包公司,對它們利用合同詐騙的,應以個人詐騙論(5)由被挂靠企業提供營業執照,而由挂靠人員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挂靠企業,挂靠人員實施合同詐騙罪應認定爲個人詐騙。因此是否以單位名義簽訂、履行合同,不應成爲區分個人合同詐騙與單位合同詐騙的标志。實踐中,“應當注意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兩點把握究竟是個人合同詐騙罪還是單位合同詐騙罪。而且,這兩點之中,利益歸屬的團體性應當優先考量”。④對那些以單位名義實施的而實際犯罪謀取的利益歸屬直接責任人員的合同詐騙犯罪一律應以個人犯罪論處。
          4、主觀特征
          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表現爲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理論認爲,“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過實施行爲實現某種危害結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目的僅存于直接故意中”。⑤因此合同詐騙罪這種目的型犯罪隻能存在直接故意的形式。司法實踐中有觀點認爲合同詐騙罪主觀方面可能存在間接故意,如行爲人簽訂合同時對履約能力尚無把握,寄希望于将來的時運,合同簽訂後,先行占有對方定金或預付款,而後對履約抱聽之任之、漠不關心的态度。筆者認爲,在這種情況下僅表明行爲人不願意積極履行合同,不能說明行爲人有騙取對方财物的目的,此時隻能引出兩種民事法律後果:一是欺詐合同無效,二是行爲人賠償對方當事人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間接故意隻能構成民事欺詐,隻有當行爲人無正當理由拒不返還定金或貨款時,才能構成刑事詐騙。而這種拒不返還定金或貨款的心理态度,隻能是直接故意。
          二、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
          (一) 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合同詐騙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爲目的。這是立法對合同詐騙罪的抉擇。⑥有學者認爲,凡是使用刑法所規定的欺詐手段的,原則上均應認定爲具有非法占有目的。⑦當然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罪的幾種客觀行爲與“非法占有目的”這一主觀要素密不可分。但某種含有欺詐因素的行爲是否是合同詐騙罪構成中的客觀行爲,歸根到底還是取決于有無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在判斷一行爲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時,除看行爲人是否符合刑法第224條所規定的行爲類型外,還必須看行爲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爲目的。由此可見,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而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查證和認定行爲人“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許多詐騙案件由于受偵查技術及偵查人員能力的局限,難以查證行爲人的主觀目的而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那麽,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合同詐騙罪行爲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筆者認爲,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應當根據其是否是刑法所規定的具體行爲,并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後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作出司法推定。司法實踐中“司法推定作爲一種以‘忽略個别可能與結論相反’爲代價或基礎的思維程式和證罪方法被廣泛認可和運用”。⑧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在司法推定時,應全面考察行爲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觀因素:
          1、行爲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
          行爲人的履約能力可分爲完全履約能力、部分履約能力和無履約能力三種情形,應分别不同情況加以認定:(1)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爲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爲,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财物,應認定爲合同詐騙罪;(2)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爲人隻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毀約或避免自身損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觀原因造成,應認定爲民事欺詐行爲;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從而占有對方财物,應認定爲合同詐騙罪;(3)有部分履約能力,但行爲人
          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爲,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财物,應認定爲合同詐騙罪;(4)有部分履約能力,同時亦有積極的履約行爲,即使最後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應認定爲民事欺詐行爲;但是,如果行爲人的履約行爲本意不在承擔合同義務而在于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财物,應認定爲合同詐騙罪;(5)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之後仍無此種能力,而依然蒙蔽對方,占有對方财物的,應認定爲合同詐騙罪;(6)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但事後經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且有積極的履約行爲,則無論合同最後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隻構成民事欺詐。
          2、行爲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詐騙行爲。
          詐騙行爲絕大多數是作爲,而不可能是單純的不作爲。其主要表現爲行爲人虛構事實或隐瞞真相。從司法實踐中看行爲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沒有欺詐行爲,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詐騙罪。沒有詐騙行爲,不能定合同詐騙罪,但是有詐騙行爲也不一定構成合同詐騙罪。要正确認定合同詐騙罪還須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一般說來,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爲人在事實上虛構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響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願意承擔違約責任,足以說明行爲人無非法騙取他人财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3、行爲人在簽訂合同後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爲。
          履行行爲的有無最能客觀地反映行爲人履行合同規定的民事義務的誠意,也是認定行爲人是否存在“騙取錢财”目的的重要客觀依據。⑨一般說來,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後,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爲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以後,根本沒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虛假地履行合同。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實際存在的履行行爲,必須是真實的履行合同義務的行動,而不是虛假的行爲”。⑩履行行爲是否真實,應當結合履約能力的不同情形來判斷,這裏應該注意以下兩種情況下對行爲性質的認定:(1)行爲人在簽訂合同後采取積極履約的行爲,在尚未履行完畢時,行爲人産生了非法占有對方财物的意圖,将對方财物占爲己有。此種情況下,行爲人的部分履行行爲雖然是積極的、真實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産生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其先前的積極履行行爲已不能對抗其後來行爲的刑事違法性,應構成合同詐騙罪。(2)行爲人在取得相對人财物後,不履行合同,迫于對方追讨,又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債務。這種連環詐騙在司法實踐中被形象地稱爲“拆東牆補西牆”。這種行爲實質上是行爲人被迫采取的事後補救措施,不是一種真實的履行行爲,應認定爲合同詐騙罪。
          4、行爲人對取得财物的處置情況。
          “若當事人沒有履行義務或者隻履行一部分合同,則當事人對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處置情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當時的主觀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對合同标的處置也必然有所不同”。11所以可以從行爲人對他人财物的處置情況認定其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如果行爲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隐匿财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爲行爲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爲構成合同詐騙罪。(2)如果行爲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義務,一般不以合同詐騙罪論。(3)如果行爲人将取得的财物沒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經營活動,隻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對方财物予以返還,應視爲民事欺詐;當其沒有履約行爲時,應認定爲合同詐騙罪。
          5、行爲人在違約後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
          一般情況下,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行爲人,發現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提出辯解以減輕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當無可辯駁自己違約時,會有承擔責任的表現。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糾紛發生後,大多采用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挽回自己的損失。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對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時百般辯解否認違約的,不能一概認定爲合同詐騙,應該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
          6、行爲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
          影響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觀兩種情況。行爲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享受了權利,而不願意承擔義務,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爲人主觀上造成的,從而說明行爲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但是,如果合同當事人享受了權利,自己盡了最大努力去承擔義務,隻是由于客觀上發生了使行爲人無法預料的情況,導緻合同無法得到全面履行,這種情況下,行爲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糾紛處理。
          (二) 一罪與數罪的認定
          認定合同詐騙罪的罪數形态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牽連犯問題。
          從理論上講合同詐騙罪屬于純正的欺詐犯罪,行爲人實施合同詐騙罪必然要實行欺詐手段,而這種手段行爲又可能觸犯其他罪名,從而構成刑法理論上的牽連犯。比如行爲人爲虛構單位或冒用他人名義以及僞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産權證明作擔保,而僞造各種公文、證件、印章以及金融票證、國家有價證券、股票、債券等就觸犯了僞造公文、證件印章罪以及僞造金融票證、國家有價證券、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對此,我國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都主張按“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處理。
          2、法條競合問題。
          合同詐騙罪作爲特殊詐騙犯罪在詐騙方法和對象上有其特定性,雖然和我國刑法第266規定的普通詐騙罪一樣都侵犯了公私财産的所有權,但主要是破壞了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誠實信用的市場經濟秩序。普通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在犯罪構成上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即兩罪形成了法條競合。在此情況下,适用法律的原則是特殊法優于普通法。這是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的共識。
          但是當行爲人的一個行爲同時符合合同詐騙罪和金融詐騙犯罪時,這種情況屬于法條競合還是想象競合在理論界存在争議。一種觀點認爲這種情形屬于法條競合。另一種觀點認爲,合同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犯罪之間在構成要件上并無必然的競合,這種情況屬于想象競合犯形态。筆者同意前者的觀點。所謂法條競合通俗地講“就是一個犯罪行爲同時觸犯了兩個分則性條款,其中某一法條的全部内容包含于另一法條的内容之中,即兩個法條發生重合,或兩個法條的部分内容相同,即有所交叉的情形”。12就金融詐騙犯罪而言,其中許多犯罪需要以合同的形式體現,行爲的實施也發生在合同的簽訂、履行過程中,因而在犯罪構成上與合同詐騙形成法條競合,且包括包容競合(如合同詐騙罪的内容包容保險詐騙罪的規定,兩者存在普通法與特殊法的關系,對此應适用特别法,以保險詐騙罪定性。)與交叉競合(如合同詐騙罪的規定與票據詐騙罪的規定之間存在交叉關系,這種情況下應擇一重罪适用法條。)
          (三) 關于連續詐騙行爲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的認定。
          所謂“連續詐騙行爲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是指行爲人先後實施了數個獨立的詐騙行爲,其行爲方法分别符合合同詐騙罪與其他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的情況。對于該種情形如何定罪處罰在理論界和司法界存在争議:一種觀點認爲應該按照牽連犯的處罰原則擇一重罪處理;第二種觀點認爲應該按照行爲人的主行爲定性;第三種觀點認爲應該按照連續犯的處罰原則,從一重罪處罰;第四種觀點認爲“連續詐騙行爲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屬于犯罪方法各異、觸犯罪名不同、相互獨立的連續詐騙犯罪,應實行數罪并罰。筆者同意最後一種觀點。第一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對于先後實施、相互獨立的數個詐騙行爲之間不具有牽連關系,即不具有手段與目的、原因與結果的内在聯系;而且按照此觀點,當行爲人觸犯的幾種詐騙犯罪之中有兩種以上刑罰輕重相當時,便無法選擇罪名,并且即使在刑罰輕重有别的情況下擇一重罪處理,那麽行爲人觸犯了其他詐騙的犯罪數額是否應計入該重罪的犯罪數額存在疑惑。按照第二種觀點當幾種詐騙行爲在整個犯罪活動中難分主次時,定性則無從下手;即使有主次之分犯罪數額的歸屬亦如第一種觀點那樣無法認定。而第三種觀點中所謂的連續犯是指行爲人基于數個同一的犯罪故意連續多次實施數個性質相同、觸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即使如有的學者認爲“如果數次犯罪行爲觸犯具體名稱雖然不同,但實際性質相同的,各罪亦可視爲同種性質,成立連續犯形态”。13也不應按照傳統連續犯的處罰原則進行處斷。因爲理論上曆來主張連續犯是實質的數罪而處斷的一罪,隻考慮到了連續行爲所觸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況,而沒有把數次犯罪行爲觸犯具體名稱不同但實際性質相同的連續犯納入研究範圍。因此第三種觀點也是不正确、不可行的。在司法實踐中隻有對“連續詐騙行爲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實行數罪并罰才能定性準确、罰當其罪。
          與“連續詐騙行爲同時涉及數種詐騙罪名”相關的問題是在連續詐騙行爲中,當各種特殊詐騙行爲(包括利用合同詐騙在内)及普通詐騙行爲,分别依照各種特殊詐騙犯罪和普通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未達到起刑标準),而其詐騙總數額按照任何一種詐騙犯罪的定罪标準都可構成犯罪;或有的詐騙行爲數額上達到定罪标準可以認定爲普通詐騙罪或各種特殊詐騙犯罪,而其中有幾種行爲不構成其詐騙方法對應的特殊詐騙犯罪時,一般應當堅持以下原則:(1)各種詐騙方法的詐騙行爲,首先分别以其對應的詐騙犯罪的起刑标準爲基準,考察能否構成該對應的詐騙犯罪(包括普通詐騙犯罪和各種特殊詐騙犯罪);(2)其次,凡依照任何特殊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的,不得對行爲人的各種特殊詐騙行爲分别根據行爲特征認定其不構成犯罪,而應當把這些詐騙行爲作爲有機整體看待,将這些無法認定爲特殊詐騙犯罪的詐騙行爲,連同本來以普通詐騙方法實施的詐騙行爲,以刑法第206條爲基準,進行罪與非罪的評判;構成犯罪的,依照普通詐騙犯罪定罪處罰。當然,如果按照前述(1)對有的詐騙行爲已經認定了特殊詐騙犯罪的,須對行爲人以普通詐騙犯罪和已經認定了的特殊詐騙犯罪實行數罪并罰。
          (四) 合同詐騙罪中共同犯罪形态的認定
          司法實踐中,利用合同進行詐騙,有的行爲人通過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手段進行詐騙,涉及到名義被冒用者是否承擔刑事責任、能否構成共同犯罪的問題。另外,如果所簽訂合同需要擔保就會涉及到保證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能否構成共同犯罪的問題。對于名義被冒用者和保證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能否構成共同犯罪,應當具體分析:(1)如果名義被冒用者在行爲人冒用自己名義進行合同詐騙後獲悉,但仍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消極地不加以制止,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2)如果名義被冒用者明知行爲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活動而提供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的,實際上起到幫助行爲人實施合同詐騙行爲的作用,一般來說構成共同犯罪,應承擔合同詐騙罪的刑事責任。(3)保證人不知道行爲人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活動,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爲行爲人提供擔保,不具有主觀上的犯罪故意,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4)保證人明知行爲人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活動而爲之提供擔保,實際上是一種幫助行爲,應當承擔共犯的罪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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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肖中華.合同詐騙罪的認定與處罰.載《刑事司法指南》.法律出版社.2000.第三期.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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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熊選國.論利用合同詐騙罪與民事詐騙行爲的界限.載〈法學評論〉.1990第一期.47頁
          12 高銘暄.刑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5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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