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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11 15:43:51
                  來源:湖南自考網
                  搶劫罪是一種嚴重侵犯人身權利、财産權利的犯罪,曆來爲我國刑法重點打擊。現實生活中,常見多發,且情形複雜。《刑法》第263條對此作了一個較具體的規定。但由于立法對文字簡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條不可能明确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實際情形。對于搶劫罪的許多方面,曆來多有讨論,而對于搞公安工作的同志來講,罪與非罪,因爲涉及是否需要立案、采取偵察措施、提請逮捕、起訴等問題,因而是個首要問題。本文試選擇幾個對定罪有着重要影響且有争議的問題加以讨論,以期對實際工作有所裨益。 
                  一,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标準
                  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一種行爲之所以成爲犯罪且受到刑罰的懲罰,其根本原因是這一種行爲嚴重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犯罪構成是社會危害性的外在法律體現。前者是第一層次的概念,後者是第二層次的概念。一般地,行爲如果符合犯罪構成,那麽這一行爲的社會危害性就達到犯罪行爲的社會危害程度,這一行爲就構成犯罪,具有刑罰應罰性。但實際情形并不總是這樣簡單。犯罪構成要件隻不過是從紛繁蕪雜的實際犯罪情形中概括、歸納出來的,是決定犯罪行爲社會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許多不爲犯罪構成所包括的方面,諸如犯罪的動機、情勢的需求(如國家根據社會治安形式的變化在不同時候采取從重或從輕的刑事政策)、實際情形的變化(如投機倒把行爲在計劃經濟年代與市場經濟年代罪與非罪的變化)等等方面都會影響行爲在特定條件下的社會危害性。有許多行爲,從犯罪構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備的,但一旦綜合考慮行爲的方方面面,其社會危害性就減低而不夠刑罰标準。正是考慮到這一情形的實際存在,爲了盡可能準确到做到罪刑相适應,保證刑罰預防目的的實現,《刑法》在總則第十三條賦與執法者自由酌量的權力:“......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爲是犯罪。”實際工作中,我們往往隻顧及行爲是否具備搶劫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而不綜合考慮行爲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現許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爲搶劫罪是一種嚴重侵犯人身權、财産權的犯罪,因此《刑法》沒有象盜竊罪一樣對财物數額作出要求,而且年滿14周歲以上的公民都可成爲犯罪主體。司法實踐中,對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剛滿14周歲的在校生,以輕微的暴力行爲(如打幾個耳光,踹幾腳)向同學索要幾元錢的行爲,一律以搶劫罪刑拘、逮捕、起訴。從犯罪構成角度看,這樣的行爲無疑是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對于社會危害性來講,犯罪構成隻是一個第二層次的概念。司法部門在執法過程中,不但要分析這些特殊情況是否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還應 根據一般的社會常識及公衆心理,分析這樣一些行爲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是否達到或接近搶劫罪的社會危害性。搶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類似本文列舉的這樣的行爲都以搶劫罪定罪判刑,筆者以爲,無論是從對青少年犯罪以教育爲主,懲罰爲輔這個刑事政策角度,還是從刑罰追求罪刑相适應,以期達到預防目的這個角度講,都是不妥的。而且,雖然在刑法分則裏面,沒有對搶劫罪的财物數額作出一個下限規定,但刑法總則第九條關于罪與非罪的規定,無疑對刑法分則是有指導意義和法律束縛力的。當然,對于某些所搶财物數額雖小但手段較嚴重的行爲,則是依法應予嚴懲的。搶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權和财産權。隻有對這兩種權利的侵害程度的綜合,才能說明某行爲的社會危害性程度。
                  二,暴力手段的下限問題。
                  與“财物數額不是搶劫罪成立的必備要件”這一共識相反,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對于暴力行爲的上下限問題,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爲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實施搶劫緻人死亡”是否包括 故意殺人,這個問題經過一段時期的争論後,基本上已經形成共識:如果行爲人把故意殺人作爲當場劫取财物的一種手段行爲,則以搶劫罪而非故意殺人罪定罪判刑。但對于暴力程度的下限問題,學者文章論述不多,實際工作的同志往往沒有一個明确的認識。前蘇聯、日本、北朝鮮等國都明确規定暴力行爲的程度必須達到“危及被害人生命與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1)。但無論是這些國家,還是對此法無明文規定的中國,理論界是存有不同見解的。筆者認爲,不應規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1 搶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财産權,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兩種權利的被侵害程度對于說明某一搶劫行爲的社會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義。認爲财物數額可以沒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這是沒有道理的。
                  2 以暴力劫财的本質特征是:以暴力爲手段行爲,意圖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從而達到當場劫财的目的。隻要行爲人主觀上意圖以此暴力行爲達到當場取财的目的,而且客觀上實施了暴力劫财行爲,就符合搶劫的本質特征,而不問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而且每個被害人的身體狀況都是不同的。有些時候,較重的暴力行爲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時候較輕的暴力卻能夠做到。如果認爲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謂的下限,那麽,前者不成立搶劫罪而後者成立,這顯然是荒唐的。
                  3 輕微的暴力劫财與脅迫劫财的社會危害性相當。脅迫的暴力内容,不管有多嚴重,它畢竟隻是一種現實可能性,末造成實然的人身傷害結果。輕微暴力雖然程度輕微,但畢竟已造成實然的傷害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哪怕最輕微的暴力行爲都要比脅迫行爲的社會危害性大。前者定性爲搶劫,而後者不定爲搶劫,沒有道理。
                  4 從實際操作情況看,如果承認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則因爲"輕微暴力"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執法者理解不一,而導緻執法混亂。
                  當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沒有下限”的時候,跟理解“财物數額沒有下限”一樣,除了考察這兩者本身,還應綜合這兩者來判斷行爲社會危害性的大小。
                  三 不作爲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動财是否構成搶劫罪。
                  對于脅迫的傳統理解,如暴力一樣都是一種積極作爲。但不作爲同樣可以成立脅迫。實際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過不作爲的脅迫當場取财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種情況:
                  1 因自然力或被害人自身原因,被害人處于人身危險狀态,有法定救助義務的人以不救相要挾,意圖取财。如當班醫生對于生命垂危的病人以不救護相要挾,要求病人或其家屬親友當場交付财物。
                  2 因行爲人的原因使被害人處于人身危險狀态,行爲人以不救助要挾取财。這種情況又有兩種表現:A 行爲人主觀上一開始就計劃好以此爲手段劫财,客觀上積極實施某種行爲使被害人人身處于危險狀态,然後以不作爲相要挾,這實際上是一種作爲的要挾。B 行爲人的行爲使被害人處于人身危險狀态後(如行爲人把一盲人帶上獨木橋),臨時起意,以不救助要挾圖财。
                  3 因自然力或被害人自身原因,補害人處于危險狀态,無法定義務的人以不救助要脅取财。
                  除了第三種情況,因爲行爲人不存在法定救助義務,無義務則無犯罪,其要挾取财行爲屬于道德、政紀 、黨紀而非刑法調整範圍,所得财物應作不當得利返還之外,前兩者情況筆者認爲應定爲搶劫罪。理由如下:
                  1 對脅迫的傳統理解并不能作爲司法實踐的法律根據。隻有現行法條規定才是定罪判刑的唯一法律根據。行爲有作爲與不作爲之分,脅迫便有作爲的脅迫與不作爲的脅迫之分。法條并沒有明确否定不作爲的脅迫,如果隻因實際上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傳統理解,便排除法條并不明确排除的不作爲脅迫,這是于法不符的。
                  2 不作爲的脅迫劫财具有與作爲的脅迫劫财相當的甚至是更爲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譬如醫生對一生命垂危病人實施手術,在開膛剖腹之後,突然以不繼續手術要挾取财。病人在此種情況下,生命已危在旦夕。醫生的這一種不作爲已嚴重危及了該病人的生命安全。其家屬親友百般無奈之下,奉以錢财,公民的财産權又受到侵犯。該醫生此種行爲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難道低于雖以暴力相威脅,但并末造成實然性人身傷害後果的作爲脅迫劫财嗎?
                  3 以不作爲的脅迫當場取财之所以成立搶劫,最關鍵的原因是完全符合搶劫罪的本質特征。實踐中,往往對上文所舉例子定爲間接故意的殺人或索賄等罪。都沒有準确反映出此種犯罪行爲對公民财産權與人身權雙重客體的侵害以及不作爲的脅迫與當場劫财之間手段與目的的内在聯系。因此定性都不準确。
                  對脅迫的另一個一般理解是脅迫方式的明示性,如行爲人以語言明确表示暴力内容并要求被害人交出财物。但暗示的脅迫取财是否構成搶劫呢?筆者以爲,這需要分情況不同對待:
                  1 行爲人以暗示脅迫當場取财,而被脅迫人并未交付财物。這一種情況,要麽是行爲人暗示手段不足以傳達脅迫内容,要麽就是雖然暗示手段足以傳達脅迫内容,但因爲對被害人産生的精神控制不足以達到令其不敢不交出财物的程度。這兩種情況,雖然都符合搶劫罪的本質特征,但因爲對被害人的人身權與财産權所造成的危害都較輕微,以不定搶劫罪爲妥。當然,如果行爲人的暗示脅迫手段較爲嚴重,盡管被害人并未交付财物,也應以搶劫罪論處。
                  2 行爲人以暗示脅迫意圖當場取财,而被害人因精神恐懼而當場交付财物,筆者以爲,應以搶劫罪論處,理由如下:
                  1 脅迫劫财是行爲人通過脅迫手段,使被害人産生精神恐懼而不敢反抗,當場交付财物的行爲。刑法條文并沒有排除暗示脅迫手段的存在。行爲人主觀上存在搶劫故意,客觀上實施暗示的脅迫手段,而且從被害人交付财物這一情節來看,這一種暗示的脅迫手段對被害人産生的精神強制已達到使其不敢反抗而當場交付财物的程度。因此,完全符合脅迫劫财的本質特征。
                  2 明示跟暗示,隻不過是脅迫内容的方式不同。"暗示"隻是相對于"明示"來講。行爲人以劫财爲目的,而且達到了這一目的,那 麽,這一種"暗示"無論如何,都是足以傳達暴力威脅内容的。因此,暗示跟明示,實際上并無本質區别。
                  3 從實際情形看,存在大量的以暗示脅迫劫财的方式。筆者在辦案中碰到過這樣的案例:以曾某爲首的五人團夥,經常在溫嶺市澤國鎮對外地打工者敲詐勒索,暴力搶劫。某日,曾某等人看到江西籍小工李某,曾某提出"搶點錢用用"。團夥五人遂一言不發上前圍住李某。李某知道曾某等人向來敲詐,搶劫,無惡不作,也知道曾某等人此次的用意,因懼怕招其毆打,隻好拿出五十元錢交于曾某,遂得以解圍。此案溫嶺市檢察院認爲不構成犯罪,不批準逮捕。筆者認爲不妥。如果類似這樣的暗示脅迫劫财都得不到處理,公民的财産權和人身權權就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有些狡猾的犯罪分子還會鑽法律的空子,千方百計變明示的脅迫爲暗示的脅迫,借以逃脫打擊。
                  4值得一提的是新《刑法》在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作出新規定:攜帶兇器搶奪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即搶劫罪)定罪處罰。在制訂本條時,就有人提出異議,認爲在實施搶奪罪中,僅僅由于行爲人攜帶兇器,即便沒有使用甚至沒有出示,就轉而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混淆了搶劫罪與搶奪罪的實質界限。但立法者考慮到,攜帶兇器搶奪,較之一般的搶奪罪,具有更爲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且,這類犯罪案件爲數不少,有時的确難以區分行爲人攜帶的兇器是否對被害人構成了脅迫(2)———這裏,立法者就考慮到行爲人攜帶的兇器雖然在某些時候沒有使用或者出示,但有可能對被害人造成暗示性的脅迫。而且司法實踐中,行爲人可能借助這一種暗示性來否認其搶劫故意,而司法人員又極難認定。因此,爲了從重打擊這樣一類犯罪,新《刑法》增設了此規定。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立法者承認暗示性脅迫搶劫存在的立法意圖。
                  四,不動産及财産性利益能否成爲搶劫罪對象
                  傳統的理解和司法實踐中普遍的看法,認爲搶劫罪中财物不包括不動産及财産性利益。把不動産(如房屋)排除在搶劫罪對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爲正如上文論述的,搶劫行爲社會危害性程度是這一行爲對人身權與财産權侵害的綜合。侵占不動産相對于侵占動産來講,不動産因其本身特征(不可移動),其财産權恢複是輕而易舉的。因此,這一種行爲與搶劫動産的社會危害性相差懸殊。實際情形中,以暴力、脅迫或其它方法非法侵占不動産這樣的案例是少之又少。對這一類少之又少的情形作立法規定,這樣的法律形同虛設,并無多大意義。而且,實踐中偶而出現嚴重暴力侵占不動産的案件,亦可以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等罪名加以懲戒,所以,把不動産排除在搶劫罪對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加分析地把财産性利益(如債權、服務報酬等)一概排除在外,筆者認爲不妥。理由如下:
                  1 司法實踐中,對于法無明文規定的情形,僅僅按傳統做法而無法理及法律 依據定罪判刑,是沒有說服力的。這樣的案例:甲乘坐 的出租車到達目的地後,爲拒付十元車費,遂拿出一把水果刀抵住司機的脖子威脅道:還不快走,我一刀捅死你。司機因害怕而駕車離開。在類似這樣的案件中,甲拒付的車費就是一種财産性利益。與甲用刀抵住司機 的脖子并從其口袋裏掏出十元錢這樣的情形相比,兩者的行爲本質與社會危害性并無多大差異。
                  2 對這一類法無明文規定而又存在争議的問題,對于我們搞實際工作的同志來講,最關鍵的是準确把握立法者的立法原意。如何把握呢?從宏觀角度講,要以立法精神爲指導。因爲搶劫是一種嚴重侵犯人身與财産權的犯罪。古今中外的立法都是從重打擊的,從原則角度講,“法律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每一個法律條文中的每一個詞語都是存在于這個條文和整部法律之中的,具有内在的邏輯聯系"(3)。從民法角度看,财物包括動産、不動産及财産性利益。從刑法角度看,我們可以從其它财産型犯罪(如盜竊罪)關于盜竊對象的一些規定來推斷對"财物"的理解。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條:以牟利爲目的,盜接他人通信線路,複制他人電信碼号或者明知是盜接、複制的電信設備設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盜竊罪)定罪處罰 。這一法條,明确表明了立法者對财物的理解:民法上财物包括财産性利益的觀點亦适用于刑法。司法實踐中,盜竊他人不加密碼的存折,我們亦是作爲盜竊罪來處理的。實際上,銀行存折并不是一種動産,而是持有人對于銀行的一種債權體現,是一種财産性利益。同樣是财産型犯罪,對二百六十三條(搶劫罪)與對二百六十四條(盜竊罪)的犯罪對象作出兩個不同的理解,這是不符号法律内在的邏輯聯系的。從理解立法原意的具體方法角度講,擴張理解是一個重要的方法。“例如,推土機從嚴格意義上講并不是交通工具,因此,一般而言,如果在生産作業中違章駕駛推土機,造成重大危害結果的,應是重大責任事故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但是,推土機也具有交通運行的功能,如果行爲人駕駛推土機在公路上行駛時肇事,那就可能把它看成是一種交通工具,對行爲人應按交通肇事罪來處理。在這裏,對交通工具就作了了擴大範圍的理解,即把一般意義上不是交通工具的推土機也理解爲交通工具的一種。”“擴張法條意義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所要擴張的條文或詞語與被擴張進來的東西不是同級并列關系,而是屬種關系或包容與被包容 的關系。”(4)财産與财産性利益這一對概念同樣是一個包容與被包容的關系,理解搶劫罪的對象财物時包括财産性利益,并不違反擴張解釋的規則。
                  3實際情形中,大量存在以暴力,脅迫等手段侵占财産性利益的行爲。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服務行業蓬勃發展,以暴力、脅迫等手段拒付報酬的行爲大量存在。因爲執法者囿于計劃經濟年代對搶劫罪對象“财物”的傳統理解,公民的這一類合法權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護。刑法要跟上時代的發展,要樹立服務于經濟的意識。特别是我們搞實際工作的同志,更不能抱着對法條的過時理解,固步自封。
                  4,對以暴力脅迫或其它方法獲得财産性利益之行爲定性爲搶劫罪,亦是有國外立法例可循的。如日本、韓國的刑法。有些國家即使不定以搶劫罪,亦認定此類行爲構成犯罪,而定以其它罪名。如泰國刑法定義爲恐吓取财罪。阿爾巴尼亞刑法定爲勒索罪。與我國司法實踐認爲此類行爲不構成犯罪大不相同。
                  五,以侵犯甲的人身權爲手段,當場獲取乙的财物是否構成搶劫罪
                  實際情形中,常出現如下情形:甲已同行,丙對已施以暴力、脅迫或其它方法,逼迫甲當場交付财物。甲恐已的人身遭到傷害,被迫當場交付财物。
                  對這樣的行爲,有人認爲應定爲綁架勒索罪。但綁架勒索罪具有空間的位移特征。行爲人綁架他人作爲人質,指定時間地點要求他人交付财物。案例中這樣當場暴力脅迫取财的行爲更符合搶劫罪的本質特征。從民法角度理解,甲因已處于人身危險境地而向甲交付财物後,就産生了甲之于已的債權。因此,丙的行爲,貌似侵犯了甲的财産權,實際上侵犯了已的人身權與财産權。而且,根據刑法規定,綁架勒索罪的最低刑期是十年有期徒刑。對類似丙這樣的行爲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亦有過重之嫌。
                  在快要結束本文時,筆者認爲有必要提一下近年來在刑事司法領域頗爲流行的刑法謙抑性原則。刑法謙抑性,又稱刑法的經濟性或節儉性。這一原則要求對于某種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爲,隻有在道德的、民事的、行政的手段不足以控制時,才将其在刑法中予以禁止。因爲本文論述了許多實際情形存在且構成犯罪而司法實踐并未視爲犯罪的情形,所以是否有違這個原則呢?筆者認爲,并不違背。這裏關鍵要全面理解謙抑原則。這一原則固然包括了“非犯罪化”,即通過立法把現行刑法規定爲犯罪,但社會危害不大,沒有必要予以刑罰處罰的行爲不再在刑法中加以禁止,又包括“犯罪化”,即通過立法把具有社會危害性而道德和其它法律手段不足以控制的行爲規定爲犯罪并予以刑罰處罰。“就非犯罪化而言,中國現行刑法規定的犯罪,雖然有個别可以廢除,但主要的問題還不是非犯罪化,而是犯罪化。尤其是經濟犯罪,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後産生了大量的商品經濟特有的犯罪,而這些經濟犯罪在現行刑法中都沒有規定,因而當務之急是予以犯罪化。”(5)

                  注釋:(1)趙秉志主編《侵犯财産罪研究》,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頁
                  (2)參見陳興良主編《新舊刑法比較研究——廢、改、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第117頁
                  (3)趙秉志著《刑法總論問題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頁
                  (4)趙秉志著《刑法總論問題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頁
                  (5)陳興良著《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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