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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11 15:40:04
                    來源:湖南自考網
                    【内容提要】情節嚴重的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的行爲,特别是近年來暴力抗法事件頻頻發生,是對司法權威的公然挑釁。但現行法律規定在本罪的犯罪對象、犯罪主體、客觀方面、追究程序和處斷上均有不完善之處,制約了司法機關對這類犯罪的及時打擊。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關鍵詞】犯罪 刑罰 拒不執行判決、裁定 暴力抗法

                    目前,法院執行難的一個很重要因素就是被執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執行法院生效裁判。盡管我國刑法對此早有懲處規定,但現實中這種違法犯罪行爲真正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爲數不多。由于打擊不力,一些被執行人長期賴債而逍遙法外,嚴重損害了法院的司法權威,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①在現行刑事法律中,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以下簡稱爲“本罪”)的規定模糊、适用範圍狹窄、追究程序複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打擊力度太弱,使“執行難”的問題難以緩解。更爲嚴重的是,“暴力抗法”的行爲有愈演愈烈之勢。據福建省高級法院統計,該省2000年上半年共發生暴力抗法事件38起,因暴力抗法而受傷的執行幹警達25人次,比上年同期上升177%。而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數字是:從1999年7月到2000年11月,全國法院執法過程中發生暴力抗法事件249次,384名法官被打傷。②“執行難”尚可歸咎于多種客觀因素,譬如被執行人的履行能力、地方保護主義、财産難于查找等等,但暴力抗法事件的頻頻發生,不得不引起司法高層和學界的高度警惕。這種勢頭如不能得到充分的遏制,我國的法治化進程則面臨着開倒車的危險。制裁不力無疑是“執行難”和“暴力抗法”屢禁不止的重要因素。加大本罪的打擊力度,對本罪犯罪構成的各方面從立法上予以明确,乃是當務之急。

                    一、 人民法院一切生效法律文書均應作爲本罪犯罪對象
                    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和裁定書作爲本案犯罪對象系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明确規定,自無 疑義;但是體現人民法院司法權威、具有實體和程序意義的法律文書卻遠不限于這兩種。因修訂後的刑法取消了有罪類推,這種機械的限制遂成了制約該項法律規範發揮其作用的枷鎖。試看以下的案例——“陳建明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判決案”:
                    被告人:陳建明,男,29歲,浙江省金華市人,無業。1993年8月9日被逮捕。
                    陳建明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判決一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被告人陳建明與趙素英因債務糾紛,于1989年10月在拱墅區人民法院主持下,雙方自願達成調解協議:從1989年10月起至1992年11月止,陳建明分月支付趙素英本息共60400元。調解協議發生法律效力之後,陳建明僅在前兩個月支付了2000元,以後就不再履行。爲此,趙素英于1990年1月向拱墅區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法院采取劃撥陳建明所開的鹵味店銀行帳内存款、查封店面等強制措施,迫使其分批償還了12630元。在此後的執行過程中,陳建明仍在經營鹵味店,具有償還債務的能力,卻無視法院的多次教育和通知,不按期償還欠款。1991年4月,拱墅區人民法院傳喚陳建明到庭,陳建明謊稱近日内即支付部分欠款。然而三日之後,陳建明竟關閉店面,帶妻兒、母親舉家攜款外逃。其間,陳建明先後在福建省三明市和浙江省金華市開烤禽店。直至1993年7月30日,陳建明潛回杭州時被依法逮捕。陳建明被捕後,趙素英與陳建明達成執行和解協議,由陳建明一次性償還人民币3萬元,其餘債權,趙素英自動放棄。陳建明在其家屬幫助下交付給趙素英人民币2萬元,美元1000元。
                    拱墅區人民法院認爲:被告人陳建明與趙素英之間的債務糾紛,在人民法院主持下,雙方自願達成調解協議。該調解協議既是當事人雙方協商結果的記錄,又是人民法院認可和批準當事人之間協議的法律文書。它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後,與生效的判決、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被告人陳建明無視國家法律,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協議,采取欺騙、躲避的方法,公然拒絕執行,其行爲情節嚴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款第(六)項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幹問題的意見》第123條(3)項的規定,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的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判決罪予以處罰。鑒于被告人陳建明歸案後認罪态度較好,催促家屬支付了人民币2萬元,美金1000元,可以從輕處罰,而且适用緩刑不緻再危害社會,可以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對其宣告緩刑。據此,杭州市拱墅區人民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幹問題的意見》第126條“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款第(六)項的規定,應當追究有關人員刑事責任的,由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決”的規定,于1993年9月17日判決被告人陳建明犯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判決罪,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 宣判後,被告人陳建明表示認罪服法,沒有提出上訴。
                    這個案件發生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修訂前。按照修訂後的法律,本案的處理反而會遇到諸多的困難。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調解書并非本罪的犯罪對象。這給司法實踐帶來諸多的困難。筆者認爲:
                    1、調解書理應明确納入本罪犯罪對象的範圍
                    人民法院的調解書從性質看是法院的裁判文書之一。根據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九條和第一百四十一條之規定,調解書經當事人簽收後,與判決書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調解是人民法院對審理的民事案件依法進行的一種審判活動,調解書的性質是在法院訴訟活動中進行的、經法院确認、以人民法院名義發出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強制執行效力的一種司法文書。①所以從理論上講,其強制執行的效力與判決和裁定是等值的。無論是拒不執行法院的判決、裁定,還是拒不執行法院調解書,在達到情節嚴重的時候都應該受到刑事追究。否則,一些當事人爲規避法律會采取假意調解的辦法,一但調解書下達,其強制執行力遜于判決和裁定,且不會因拒不執行而被追究刑事責任,這與法治精神是相悖的。
                    有學者認爲,現行司法解釋已明确将法院調解列爲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犯罪對象之一,根據是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作出的《關于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幹問題的意見》第123條的規定。②但從法律的效力位階和“新法優于舊法”的原則上講,修訂後的刑法僅列舉了判決和裁定,讓最高法院在幾年前的司法解釋再适用于此當然不妥。盡快出台一個有權解釋顯得尤爲必要。
                    2、人民法院生效的決定、通知、命令亦應納入本案犯罪對象
                    人民法院的生效決定、通知和命令,均是體現法院審判權的重要法律文書。其中一些因其解決的問題的特定性,甚至不允許複議和上訴。象人民法院的決定,具有即時執行的法律效力。①
                    事實上,無論是判決、裁定,亦或是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律文書,均是司法權的有形的載體,其作出和執行,均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和強制力,對社會公衆有指引、評價、教育和預測的規範作用。無論是拒不執行哪種生效的法律文書,均是對審判權的亵渎和挑戰;無論是對法院作出的哪種法律文書拒不執行而未受到制裁,都足以降低人民法院行使職權行爲的社會公信力。對一般公衆而言,并不能完全地知悉在人民法院與被執行人之間産生約束力的介質是一份判決書、裁定書,還是一份調解書或其他法律文書;他們隻需要知悉體現在各種文書上的人民法院的意志得以不折不扣地實施就足夠了。一但這種意志被推诿、阻礙甚至暴力抗拒,而人民法院又不能對此作出迅速有效的反應,司法權威已然受到損害了,這與法院生效文書是何種類沒有直接關系。
                    2002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有關立法解釋,已将人民法院的“協助執行通知書”作爲本罪的犯罪對象明确下來,按照這個精神,對其他法律文書作同樣對待,應在情理之中。
                    從外國立法例看,亦未将此類犯罪的對象局限于判決和裁定。如最早出現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的刑法立法——1810年《法國刑法典》。該法第209條規定,“對于法院附屬人員,田野森林之看守人、官兵、賦稅征收人員、強制執行人員、海關人員、訴訟兩造相争物之保管人、行政警察及司法警察官員,于其執行法律或政府機關之命令、法院傳票、拘票或判決書時,實施攻擊或以暴力抗拒者,依據情況,構成抗拒政府之重罪或輕罪。”明确包含了對暴力抗拒執行法院判決——甚至包括拘票和傳票——的行爲予以治罪的内容。②

                    二、單位應當納入本罪的犯罪主體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内争論不休的 “協助執行義務人”能否成爲犯罪主體的問題随着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所作的立法解釋畫上了一個句号。根據中國的司法實踐情況,執行判決、裁定的義務人大體有如下幾種:一是敗訴的當事人;二是協助執行判決、裁定的義務人;三是其他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人(包括兩類,一類是雖非當事人但卻與判決、裁定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再一類是與案件無直接利害關系,而是敗訴當事人的親友、同事、鄰居、單位領導等,出于對敗訴人的庇護而實施妨礙執行的行爲)。③但是單位主體并未明确規定爲本罪的犯罪主體。一般認爲,我國刑法典第三十條對單位犯罪明确爲“法律規定爲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故認爲本罪可以由單位構成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如果單位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且情節嚴重,對行爲人也隻能按自然人犯本罪論處。④所以現在對單位(包括作爲被執行人的單位和負有協助執行義務的單位)拒不履行判決裁定的,還不能對單位判處刑罰。
                    從概念上講,單位犯罪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以及機關、團體等社會組織,爲了給本單位牟取非法利益,或者爲了維護本單位的局部利益,經單位集體研究或者單位負責人決定,而故意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爲,以及不履行法律義務,過失實施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爲。⑤從我國刑法典分則的規定來看,單位犯罪廣泛存在于大多數的類罪當中。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所屬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也不鮮見,共涉及23條33個罪名。筆者認爲,對本罪,也應當明确規定單位犯罪。理由如下:
                    1、 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爲,是單位行爲、職務行爲,而不僅僅是個人行爲。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不履行法定義務協助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時,無論是銀行行長及其他負責人,還是臨櫃職工,都是在履行單位的職責。在通常情況下,拒不協助行爲的發生動機,往往是考慮到銀企關系,出于對被執行人的一種短視和狹隘的保護。有的企業認爲,如果開戶銀行沒有能盡到保護自己存款安全的“職責”,即爲服務不到位。個别銀信機構爲了拉攏客戶,遂不惜以身抗法,有時能夠造成裁判無法執行的嚴重後果。
                    2、 以單位主要負責人的個人決定或單位領導的集體決策來對抗法院裁判的執行,較之自然人主體的對抗行爲,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在單位領導的公開決定、支持、慫恿或默許下,法制觀念不強的職工極易産生過激行爲,暴力抗法、沖擊法院、圍攻黨政機關,誘發不穩定的社會因素。
                    3、 可以提高單位員工,特别是單位領導履行人民法院裁判的主動性和自覺性。明确規定本罪爲單位犯罪,會進一步樹立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書的權威,促進執行義務單位的履行行爲。

                    三、“軟抵抗”和“硬抵抗”都是本罪在客觀方面的表現
                    屢見不鮮的暴力抗拒執行事件,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一種常見的客觀方面的表現。但該罪更多的情形體現爲一種“軟抵抗”。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進行疾風暴雨式的對抗,以其明顯的反社會性,無疑會受到相對迅速的控制和制裁;但如果采用一種相對溫和的措施來抗拒執行,其手段和方式的隐匿性使其更易得逞。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對負有執行義務的人具有下列情形的,認爲“情節嚴重”:(一)在人民法院發出執行通知以後,隐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點并責令其保管的财産,轉移已被凍結的财産,緻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二)隐藏、轉移、變賣、毀損在執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擔保的财産,緻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這是兩種常見的非暴力情節。類似的情形還有:
                    1、 轉移财産的行爲早在訴訟之初即發生。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三百一十三條的解釋擴充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釋的适用範圍,表述爲“被執行人隐藏、轉移、故意毀損财産或者無償轉讓财産、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财産,緻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取消了最高法院解釋中“發出執行通知”這個時間限制。但還有一個問題随之産生:被告(人)在訴訟程序開始之初,甚至在預感到訴訟不可避免之時,就開始了“隐藏、轉移、故意毀損财産或者無償轉讓财産、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财産”等行爲,緻使判決和裁定無法執行。在這個時候,行爲人還不是“被執行人”,也不适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如果将“被執行人”變更爲“當事人”,似更合理。至于訴訟進行前的類似行爲,還不宜規定爲罪,對于行爲人“無償轉讓财産、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轉讓财産”的行爲,受害人可依據合同法行使撤銷權。
                    2、 協助執行單位或第三人與被執行人的串通(或在特定情形下未經串通)的實行行爲。
                    這種行爲在當前甚難查明。就以金融機構協助執行爲例,當前金融機構已基本普及微機辦公,在被執行人與之串通的情況下,臨櫃職工可以進行簡單的操作,将被執行人的存款餘額隻剩一個零頭;如果執行人員未要求進一步查看其帳簿和憑證,就很容易被蒙騙。更有甚者,即使執行人員要求查看憑證,金融機構會拿出一份事先準備好的支票或其他票據(空白票據存放于開戶的金融機構,可由金融機構職工臨時填寫應付法院執行)。這種串通行爲具有更強的隐蔽性,因爲在表面上金融機構對法院執行公務采取的是積極協助的态度。有時雖未經串通,金融機構也會想方設法爲開戶單位“保全”其财産。當然,以上的情況極其個别,但社會危害性不可小觑。
                    3、 逃匿行爲。
                    爲避債舉家消失,法院的判決、裁定形同白紙。這種情況絕非少數。本文前述“陳建明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判決案”即是一例。在這種情況下,一但确知被執行人下落且其有履行能力者,均應視爲“情節嚴重”而治之以本罪。

                    四、關于訴訟程序
                    某法院在執行一宗案件時,被執行人黎某拖欠150多萬元債務拒不清還,并在訴訟前大量轉移其個人财産,使法院采取的财産保全措施數次落空。進入執行程序後,法院從黎某家中搜出的财務賬冊和單據裏發現黎某在法院執行期間還向他人借出現金40多萬元。鑒于黎某的行爲已涉嫌犯罪,該院在對其進行拘留後,将證據材料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經過偵查,報請檢察機關批捕,但檢察機關卻以行爲人的行爲不屬情節嚴重爲由一直拒絕批捕,結果黎某在司法拘留期滿後即逃去無蹤,使該院對此案一直無法執行。類似黎某行爲的例子在法院執行中并不少見,但由于法網太疏,很多賴債者從其不法行爲中嘗到了“甜頭”,對其所負的債務能拖得拖、能逃得逃、能抗得抗,根本不把法院放在眼裏。①
                    關于追究本罪的訴訟程序之悖論,學界的文章已經很多見了。根據六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幹問題的規定》第4條的規定,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有學者認爲,這類犯罪的立案管轄權由公安機關行使,導緻刑事訴訟程序不科學,在司法實踐中可操作性不強,不能有效打擊犯罪,客觀上損害了法院的權威,對賴債和抗債的被執行人不能産生有效的威懾作用。這使得法院在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偵查和批準逮捕中扮演了尴尬角色,且産生一些實踐操作上令人困惑的問題:法院在這類案件的立案偵查、批準逮捕和審查起訴中處于什麽地位,充當何種角色?在公安機關或者檢察院不同意立案偵查、批準逮捕或提起公訴時,法院是半途而廢,還是據理力争?在公安機關、檢察院詢問證人、被害人的過程中,法院執行人員是否以證人或被害人的身份接受調查?将案件依法移送行爲發生地的公安機關立案查處是由法院以決定的形式作出的,那麽,法院的意見對公安機關、檢察院來說是公文還是證據?因此,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的立案管轄權由公安機關行使,使簡單的問題複雜化,弱化了法院的公信力,違背了司法獨立的原則。②
                    筆者認爲,刑事訴訟法制定的目的,是保證刑法的正确實施。在一般情況下,偵查、檢察和審判機關各司其職,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共同完成打擊犯罪,保障人權的任務。但就本罪來說,機械地堅持和強調司法機關之間的制約,不利于對犯罪的打擊。現在已經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幹問題的意見》第126條“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款第(六)項的規定,應當追究有關人員刑事責任的,由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決;在判決前,應當允許當事人陳述意見或者委托辯護人辯護”的規定,自有其合理性,可使司法活動的阻礙和浪費最小化,效果和支持最大化。

                    五、對本罪處斷的幾點建議
                    我國刑法強調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認爲刑罰隻是一種手段,目的在于教育。屢禁不止的暴力抗法事件和執行難的不可緩解,給我們提供的信息也許就是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打擊效果是不明顯的。筆者認爲,目前對本罪的法定刑宜加重,特别應當注意重典懲治暴力抗法行爲,保持刑罰适用的嚴肅性,确保刑罰效果。
                    1、 加大打擊力度,嚴懲暴力抗法行爲。
                    根據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規定,犯本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與嚴重的暴力抗法事件,特别是聚衆圍攻沖擊型的抗法事件造成的惡劣影響相比,處罰太輕,對行爲人來說刑罰的特殊預防目的難以達到,對社會公衆的一般預防目的就更談不上。對此類行爲,應當參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二款關于“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緝私”行爲的規定定性,以本罪與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的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罪進行數罪并罰。
                    2、 規定單位犯罪,采取“雙罰制”。
                    單位應作爲本罪的犯罪主體本文前面已經論及,對單位犯本罪的,應按一般原則,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判處刑罰。
                    3、 對于拒不執行以給付财産爲内容的判決、裁定的,一律并處罰金。
                    罰金刑的基本功能在于通過一定數額财産的所有權的剝奪,形成一定的制裁結果,藉此強化行爲人的規範意識,以期達到抑制、預防犯罪的目的;或者通過财産的剝奪杜絕繼續犯罪的可能性。罰金刑并不具備類似自由刑持續作用于犯罪人人格的強制功能,也不直接剝奪犯罪人的行爲自由,屬于“非設施化”的刑罰方法,一般适用于較輕微的犯罪以及以财産爲目的的犯罪。①但單純适用罰金刑遠不能起到足夠的作用,對于拒不執行以給付财産爲内容的判決、裁定的,應一律在科以自由刑的同時并處罰金,有助于發揮罰金刑對這類貪利型或财産型犯罪的反動機功能。
                    ①潘建國《維護一國法律和秩序的基本方法,就是保證法院的判決和裁定得到執行——試論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追究刑事責任難的原因及對策》,載 2001年3月29日《人民法院報》
                    ② 趙俊梅《暴力抗法事件不斷》,載2001年3月29日《人民法院報》
                    ① 魏俊哲 王培曆《拒不執行調解書行爲的處理問題》,載2002年6月30日《人民法院報》。 
                    ② 趙秉志《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認定中的若幹疑難問題》,見趙秉志主編《疑難刑事問題司法對策》第六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頁。
                    ① 參見馬原主編:《中國行政法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頁;祝銘山主編:《中國刑事訴訟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頁;柴發邦主編:《中國民事訴訟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頁。
                    ② 趙秉志《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認定中的若幹疑難問題》,見趙秉志主編《疑難刑事問題司法對策》第六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4—295頁
                    ③ 趙秉志《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認定中的若幹疑難問題》,見趙秉志主編《疑難刑事問題司法對策》第六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5—326頁
                    ④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趙秉志執行主編,謝望原撰稿,《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61頁
                    ⑤ 蘇海澍《試論我國刑法的單位犯罪問題》
                    ① 這個案例轉引自:潘建國《維護一國法律和秩序的基本方法,就是保證法院的判決和裁定得到執行——試論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追究刑事責任難的原因及對策》,載2001年3月29日《人民法院報》
                    ② 何永剛 謝阿桑:《論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的立案管轄權》載2002年7月1日《人民法院報》
                    ① 陳浩然著,《理論刑法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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