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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11 15:39:35
              來源:湖南自考網
              尋釁滋事罪是常發性刑事案件,因此,認真研究此罪的構成要件,對司法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如果對此罪的構成要件認識不清,就不可能準确定性。現實中,對尋釁滋事罪的主體,認識一緻,即爲一般主體。客觀方面,刑法也作了十分明确的規定,即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的四項規定。意見分歧較大的,是該罪的主觀方面以及犯罪客體。本文拟就該罪的主觀方面開展一些粗淺的讨論,以抛磚引玉。
              目前,對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方面,有以下一些認識。由于尋釁滋事罪是從1979年《刑法》流氓罪中分解出來的,兩罪的主觀特征是一脈相承的,故以下所列觀點,包括對流氓罪主觀要件的一些看法。
              1、抽象說。認爲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過失不構成此罪。①
              2、刺激說。“流氓罪的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爲會發生破壞公共秩序的結果,并且希望這種結果的發生。而流氓罪的目的則是通過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爲來尋求下流無恥的精神刺激,達到某種精神上的滿足。流氓罪的目的雖然不是直接故意的内容,但是二者又具有極爲密切的聯系。在流氓 分子眼裏,隻有通過對公共秩序的破壞,才能達到尋求下流無恥的精神刺激之目的,因而流氓犯罪分子對于破壞公共秩序總是抱有希望的态度。希望破壞公共秩序,正是爲了達到尋求精神刺激之目的。相反,如果行爲人破壞公共秩序不是爲了尋求下流無恥的精神刺激,而是爲了其他個人目的,那也就不是流氓犯罪。”②
              3、藐視說。“由于流氓活動侵犯的是複雜客體,因而其犯罪手段和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其共同的特點是主觀上出于藐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爲,且情節已達到惡劣的程度。”③
              4、綜合說。“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爲會發生破壞社會秩序的危害結果,并且希望這種結果發生。行爲人的犯罪動機是爲了滿足耍威風、取樂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 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④
              以上各說中,抽象說顯然無助于對尋釁滋事罪主觀特征的認識,因爲它沒有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沒有分析事物的本質。
              刺激說有三大不足,一是在邏輯上是矛盾的。既然已肯定了是否具有尋求下流無恥的精神刺激的目的,是區分尋釁滋事罪與其他 爲了個人目的而實施的犯罪的根本,也就确定了其是犯罪構成的組成部分,但同時又否認這一目的是直接故意的内容,這是自相矛盾的。因爲犯罪構成理論告訴我們:“犯罪構成是指刑法所規定的,決定某一具體行爲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程度而爲該行爲構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觀和主觀要件的總和。”⑤顯然,如果“尋求下流無恥的精神”是構成尋釁滋事罪的必要條件,那麽就必然是犯罪構成的組成部分。說它不是犯罪構成的組成部分,那它就對定罪起不到決定性的作用,兩者應當是統一的。二是此說實際上已把尋釁滋事罪說成是目的犯了。因爲,隻有行爲人具備了“尋求下流無恥的精神刺激的目的”,方才構成尋釁滋事罪,這就把該目的說成了構成此罪的必要條件了。而當某一特定的目的是某罪的不可缺少因素時,該罪也就成了目的犯了。但理論界和司法工作者都承認,尋釁滋事罪非目的犯。因爲,有的尋釁滋事者固然是爲了尋求下流無恥的精神刺激,但并非所有的尋釁滋事者都是爲了追求這種刺激,而有着其他目的,如純粹出于江湖義氣去幫助他人出氣而毆打他人,很難說是爲了尋求下流無恥的精神刺激。由此決定了此說的第三個缺陷,即不能涵蓋所有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故意,因爲并非所有的尋釁滋事行爲都 是爲了尋求下流無恥的精神刺激,因而具有極大的 片面性。
              藐視說則犯了概括太廣的錯誤。因爲藐視國家法紀和社會公德,不僅僅隻是尋釁滋事罪的主觀特征,也是其他一些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及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等所具有的。當一個概念的界定,不能把所界定的事物與其他事物區分開來時,這種界定也就是不科學的。
              綜合說看似全面,但并未把握住尋釁滋事罪的主觀特征。因爲,到底還有哪些“不健康的心理需要”,一點也沒有講,過于籠統。
              那麽,如何來科學地把握尋釁滋事罪的主觀特征呢?我們僅僅用演繹的方法,将《刑法》關于故意犯罪的一般性規定,來界定尋釁滋事罪的主觀要件,表述爲“明知自己的行爲會發生危害社會公共秩序的結果,并且希望這種結果發生”,是遠爲不夠的。誰都知道尋釁滋事罪是一種故意犯罪,誰都會進行這種簡單的演繹推理,但這對司法實踐又有多大的指導意義呢?關鍵是,我們必須探尋尋釁滋事罪的主觀特征,把握了這一特征,才能深刻、正确地分析尋釁滋事行爲。因此,在分析尋釁滋事罪的主觀要件時,上述的演繹推理固然不可少,但更重要的還是要進行歸納推理。筆者認爲,應當從分析曆史上的流氓現象及當前此類行爲入手,從現象中挖掘其本質來。
              “流氓”是一個十分古老的概念。先秦時期的“流氓”一詞,從廣義上講是指“遊民”,并非現代意義上的“流氓”。所謂“遊民”就是“士、農、工、商”四民之外的人。在當時,真正與“流氓”含義相近的稱呼,叫做“惰民”、“罷民”、“閑民”、“谪民”、“輕民”等等。從秦漢、魏晉、南北朝,直至隋唐時期,流氓稱呼大體可析爲三類:一是各種“惡少年”,二是各種“遊俠”、“輕俠”,三是各種“遊手”、“遊民”、“浮浪人”等。至宋代,一般将流氓稱作“搗子”,又稱“閑人”、“閑漢”、“玩徒”、“無賴”、“白日鬼”等等。元代稱“流氓”爲“無徒”,元劇中多罵爲“潑無徒”,後來在官方文書與元劇中又稱“潑皮”、“綽皮”、“賴皮”等等。“光棍”一稱始于明代,是當時對流氓的專稱,直至清末,才将曆來的所謂“無賴遊民”正式稱爲“流氓”。⑥
              解放前,在舊上海,流氓被叫做“亂人”。據不完全統計,以流氓爲業的一度多達二萬餘人。他們根本無職業可言,平時不想别的,滿腦子琢磨的都是如何害人。他們白天敲飯館,晚上摸茶房,踢寡婦門,挖掘戶墳,極盡損人利己、敲詐掠奪之能事,攪得社會不得安甯。⑦
              解放初期,流氓惡勢力憑借其封建幫會勢力,在車站碼頭、橋南橋北、路東路西,劃分地段,分疆而“治”,成爲各自的勢力範圍。如号稱“滬西半爿天”的柏文龍,手下控制着“薄刀黨”、“斧頭黨”,按月向滬西一帶工廠、商店勒索錢财,稍有不從,就拔拳相向,打了人還要收手工錢。⑧
              經過十年動亂,政治、經濟和社會公德風尚都遭到嚴重破壞。特别是部分青少年,由于受了林彪、“四人幫”“讀書無用論”、“捅刀子勇敢”和“青少年違法無罪”等的謬論的毒害,淪爲“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他們思想空虛,頭腦簡單,無政府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惡性膨脹,追求吃喝玩樂、江湖義氣,把打架鬥毆、尋釁滋事當成家常便飯,把摧殘女性、行兇傷人作爲尋歡作樂。
              時至今日,尋釁滋事行爲與以往的流氓行爲,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别。随意毆打他人,追逐、攔截、辱罵他人,強拿硬要或者随意損毀、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是一些毫無道理可講的無賴。
              對上述現象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尋釁滋事罪的主觀特征表現爲:公然藐視社會主流文化所确定的人與人之間日常交往中所必須遵循的行爲規範。具體分述如下。
              1、必須是公然藐視。藐視人與人之間日常交往中所必須遵循的行爲規範,也是其他一些犯罪的主觀特征。如招搖撞騙罪,行爲人顯然也藐視人與人之間日常交往中所必須遵循的行爲規範。因此,沒有“公然”兩字的限定,就不能區分出尋釁滋事罪與其他一些犯罪主觀方面的差異。尋釁滋事罪是公然犯罪,表現爲主觀方面,必須具有“公然”的特征,即自己對行爲規範的藐視完全沒有掩飾。他們以蠻不講理的行爲,毫無顧忌、肆無忌憚地破壞人與人之間日常交往的正常秩序,具有“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卑劣意識。這可從對流氓的幾種稱呼中看出,如“惡少年”、“搗子”、“無賴”、“潑皮”等,無不具有對日常生活行爲規範的公然對抗的性質。
              2、必須是與主流文化相悖。公然藐視的行爲規範,必須是主流文化所确定的、維護人與人之間正常交往的行爲規範。而非處于亞文化人群中的行爲規範。尋釁滋事者乃是一種社會邊緣性人物,他們突出的特征是以無道德爲道德,以無秩序爲秩序,以無規則爲規則,以恥爲榮,根本無視維護社會日常生活秩序的行爲規範。他們(多爲青少年)的社會化程度很低,文化水平不高,道德修養缺乏,頭腦空空如也,但感情充沛、精力旺盛。而這種感情、精力缺乏理性的控制,而是受到社會亞文化的感染,被低級趣味的需要所支配。因此,主流文化所确定的日常行爲規範,在他們的頭腦中相當淡薄。
              3、藐視的必須是人與人之間日常生活交往中所應遵循的行爲規範。尋釁滋事擾亂的是社會的日常生活秩序,因此,行爲人所公然藐視的必須是人與人之間日常生活交往中所應遵循的行爲規範。如社會生活中要求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以禮相待,以理服人。而尋釁滋事者則根本無視這些規範,随意毆打、追逐、攔截、辱罵他人。如果藐視的是其他的、不屬于人們日常生活交往中的行爲規範,就不是尋釁滋事的主觀内容了。比如故意傷害緻人輕傷的案件,爲什麽有的定故意傷害罪,有的定尋釁滋事罪,原因就在于主觀要件的不同。前者往往出于特定的原因,以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爲目的;而後者則主要是“蠻不講理”、一臉孔“霸氣”,公然藐視人與人之間日常交往所必須遵循的“以禮相待、以理服人”的行爲規則。因此,後者行爲顯然不同于前者,具有“流氓”的特征。
              隻有同時具有了以上三個方面的特征,才符合尋釁滋事罪的主觀要件。缺少一項,便不能把罪與非罪、 此罪與彼罪區分開來。
              案例1,搶劫與尋釁滋事。1996年7月的一天,上虞市某鎮五名年青人酗酒後并排行走在公路上,攔住一輛出租車,要駕駛員拿出“香煙钿”。駕駛員不肯,一青年上前打了其一個耳光。駕駛員無奈,隻好從裝有近800元錢的上衣口袋裏,掏出50元給他們。
              分析該案例時,不少同志提出五人均構成搶劫罪,另一些同志則認爲應定性爲尋釁滋事行爲。從表面上看,認定爲搶劫罪似乎有道理,行爲人有暴力行爲,又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财物。但對他們的主觀特征進行深入地分析,認定爲搶劫罪就不妥了。行爲人主觀上主要并非是爲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是,他們完全可以采用搜身等手段,将被害人身上的700餘元錢全部搶去。他們主觀上主要還是表現爲公然藐視人與人之間日常生活交往中所必須遵循的行爲規範,是非颠倒,榮辱不分,視此舉爲“十分有趣”的言行。因此,更符合尋釁滋事的特征。由于該行爲尚未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故不構成流氓罪(當時的罪名)。 
              案例2,故意傷害與尋釁滋事。1998年11月一天的晚上,裘某等三人在嵊州市某公路上遊蕩。一輛摩托車駛來,三人以燈太亮爲由,攔住車,将二人拉下毆打,緻一人輕傷。
              對本案的争議不大,認爲構成尋釁滋事罪。爲什麽表面上看似故意傷害,而認定爲尋釁滋事,原因還是在于行爲人主觀上具有了尋釁滋事罪的特征。一個道德健全的人,是絕對不會在這種情況下攔車并傷害他人的。之所以會在這種情形下,産生如此後果,全在于行爲人根本無視社會交往規則 ,公然藐視他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尊重的權利,肆意挑釁、侵犯他人,完全符合尋釁滋事罪的主觀特征,故構成尋釁滋事罪。 
              案例3、4,起因與尋釁滋事。
              某日,被告人孫某與另兩人在飯店喝酒。在喝酒過程中,孫某給某廠打電話找甲,負責生産的邊乙接電話後,孫某與邊乙在電話裏發生口角,邊乙便将電話擱斷。孫某便夥同另兩人趕去,毆打邊乙,緻其輕傷。
              1996年夏季的一天,沈某下河遊泳,不慎被他人放置的魚鈎紮傷流血。沈某十分惱火,上岸後,即毆打放置魚鈎者甲。甲妻相勸,亦遭毆打。
              起因對認定尋釁滋事有否影響,是一個常常困惑司法人員的問題。有的人認爲,凡是有起因的,均是“事出有因”,就不是尋釁滋事行爲。有的人認爲,雖然“事出有因”,但不能以錯對錯,隻要做了違反社會日常生活交往規則的行爲,都具有尋釁滋事的性質。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是片面的。第一種認識沒有看到,尋釁滋事行爲的産生和其他社會現象一樣,都是存在着某種原因的。隻是這種産生尋釁滋事的原因,在具有正常倫理道德觀念的人看來,都不應該是出現随意毆打他人等行爲的原因。如上述案例3,僅僅是由于對方沒有去叫人便擱下電話趕去毆打他人,表面看事出有因,實際上仍是“随意毆打他人”。因爲,諸如此類的小摩擦,在生活中經常會出現,一個道德觀念健全的人,絕對不可能因此去毆打他人,“小因”不可能産生“大果”。趕去毆打他人的行爲,完全是在其公然藐視社會日常生活交往規則的主觀意識支配下的結果,是一種典型的尋釁滋事行爲。顯然,第一種看法,是一葉蔽目,隻見“小因”,而忽視了行爲人尋釁滋事的主觀特征。第二種看法則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所謂尋釁滋事,當然是無事生非、無理取鬧。如果有相當的原因存在,就不能說是尋釁滋事行爲——盡管行爲人的行爲很不對。上述案例4便是如此,行爲人因爲被違章放置的魚鈎緻傷而毆打他人,前因與後果具有聯系的必然性——盡管不能以錯對錯,但此時他的行爲,很難說就是由其公然藐視社會交往規則的意識支配下實施的。因爲具有正常道德觀念的人,于某時某刻,在外因的刺激下,由于特定的個性使然,也會做出過分甚至不道德的行爲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說其是“随意毆打他人”、具有尋釁滋事的性質,而隻是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矛盾沖突,應以造成的後果定性。如緻人輕傷 ,則定爲故意傷害罪;如尚未達到定罪标準的,則是一種一般違法行爲或民事糾紛。
              總之,科學地把握尋釁滋事罪的主觀要件,乃是正确認識此罪的前提之一。司法實踐中,由于辦案人員缺乏理性思考,僅憑行爲“象不象流氓”、“流氓味道有沒有”、“人壞不壞”等經驗主義的辦法來判斷行爲的性質,往往會把案件搞錯。隻有理性地把握尋釁滋事罪的主觀要件,我們才能對此類犯罪進行自覺地分析,正确定性,做到不枉不縱。 
              注釋:

              ①單長宗、梁華仁、張軍、阮齊林主編:《新刑法研究與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41頁。 
              ②張智輝著:《我國刑法中的流氓罪》,群衆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頁。
              ③⑧華東政法學院法學編輯部編《流氓罪法理探索》,第96、3頁。
              ④趙秉志主編:《疑難刑事問題司法對策》第七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頁。
              ⑤《刑法學全書》,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頁。
              ⑥劉爲民著:《痞子文化》,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版,第5頁。
              ⑦《中國黑社會》,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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