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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當前的位置: 湖南自考網 > 畢業論文 > 法學類 > 文章詳情

                        2018-07-08 20:45:09
                        來源:湖南自考網
                        摘要:不安抗辯權,是大陸法系國家現代合同法的重要制度,該制度最初起源于德國民法,對許多國家的合同立法産生了重大的影響。我國1999年3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将不安抗辯權作爲一項新的重要的合同履行制度加以确立,目的在于防止合同糾紛、合同欺詐,保護先履行方的合法權益。對于不安抗辯權制度,雖然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尤其在合同法頒布以後,理論界和實務界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相關的文章也有近百篇之多,但系統論述不安抗辯權制度并對該制度在中國的落實提出具體建議的文章似乎尚不多見。有鑒于此,本文結合國内外學者專家的觀點和我國合同法的實踐,着重對不安抗辯權的立法淵源、适用條件、法律效力、合理性以及與預期違約制度的關系等重要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讨,客觀評價了我國合同法上的不安抗辯權制度,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些如何完善我國合同法上的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建議。
                        關鍵詞:合同法 抗辯權 不安抗辯權 預期違約 

                        1 引言
                        1999年3月,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從而結束了我國長期缺乏統一合同法的曆史。可以說,這部合同法借鑒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大量的立法、司法經驗以及學者的學說理論,在某些方面還有突破性的發展。然而,在這樣一個繼承、發展、突破的過程中,如何消化傳統的合同法制度,使世界各國的先進經驗成功移植到中國的法制建設中,并能夠接納新理論、新經驗,這的确是一個充滿不确定性、需要實踐來充分驗證的複雜問題。同時,一部法律的孕育和制定,包含着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創造和更新。任何一項法律制度都不是憑空産生的,它有一定的法學知識資源和理論背景。不安抗辯權就是在這部法律中所正式确立的,有着豐富的法學知識資源和理論背景的一項法律制度,不言自明,也同樣充滿着不确定性,同樣需要實踐來驗證。
                        應該說,不安抗辯權的理論和制度對當今世界諸多國家的合同立法及實踐都産生了重大影響。而如今要将其納入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體系并使之發揮預期的作用,我們就不得不思考這樣一些問題:不安抗辯權制度到底是什麽樣的?它能否在我國現行的合同法律制度框架下找到合适的定位?如何合理的界定其與預期違約制度的邏輯關系?現行立法有關不安抗辯權的規定是否完美以及如何在實踐中加以完善?對于這些問題,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尤其是新合同法頒布以後,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人士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相關的文章也有近百篇之多。但是,就筆者閱讀範圍所及,全面系統論述不安抗辯權制度并對該制度在中國的落實提出具體建議的文章似乎尚不多見。有鑒于此,筆者認爲,在現在這個時間,結合我國合同法實踐和學者專家的觀點,博采衆長,對不安抗辯權進行一下理論上的檢讨與整合有着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 不安抗辯權的法律界定和立法淵源
                        2.1 不安抗辯權之法律界定
                        抗辯是一法律專用術語,它既适用于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用于否定針對其所進行的控告的辯解,也适用民事訴訟中被告對原告訴求的反駁或對原告請求的拒絕,或是一種反訴的請求。所謂抗辯權,是指對抗請求權或否認對方權利主張的權利,也被稱爲異議權。[1]其功能在于通過行使權利而使對方請求權消滅,或使效力延期發生。雙務合同履行中的抗辯權,是指在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當事人一方對抗對方當事人的履行請求權,暫時拒絕履行其債務(合同義務)的權利。雙務合同履行中的抗辯權包括同時履行抗辯權、不安抗辯權和後履行抗辯權[2]三種類型,在性質上屬于一時抗辯權[3]或延遲抗辯權[4]。
                        不安抗辯權,又稱爲先履行抗辯權[5],傳統大陸法将它定義爲:“當事人一方應向他方先爲給付者,如他方的财産于訂約後明顯減少,有難爲對待給付之虞時,在他方未爲對待給付或提出擔保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6]根據《合同法》的有關規定,其是指雙務合同成立後,根據合同約定應當先履行合同義務的當事人在有确切證據證明對方不能履行合同義務,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義務之虞時,在對方沒有對待履行或者提供擔保之前,暫時中止履行合同義務的權利。我國的統一合同法首次正式、全面地引進了不安抗辯權這一合同制度。[7]
                        2.2 不安抗辯權之立法淵源
                        不安抗辯權是大陸法上的概念,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都對之加以确認。不安抗辯權真正源于德國法,《德國民法典》第321條規定:“因雙方契約負擔債務并應向他方先爲給付者,如他方的财産于訂約後明顯減少,有難爲對待給付之虞時,在他方未爲對待給付或提出擔保之前,得拒絕自己的給付。”而法國學說稱之爲“不履約的抗辯”,它來自中世紀羅馬法,是從“約因(consideration)”[8]學說出發,認爲一方的義務是另一方約因,因此一方不履行合同爲另一方不履行提供了法律依據。《法國民法典》第1613條規定:“如買賣成立,買受人陷于破産或處于無清償能力緻使出賣人有喪失價金之虞時,即使出賣人曾同意延期支付,出賣人亦不負交付标的的義務。但若買受人提供到期支付的保證則不在此限。”另外,瑞士債務法、意大利民法、奧地利民法、中國台灣省民法等都對不安抗辯權有所規定。
                        從上述各國和地區的法律規定中可見,同屬大陸法系,同是不安抗辯權制度,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也不盡相同。法國側重保護賣方利益,規定隻對買賣合同的出賣人适用,采用支付不能主義,而德國民法典規定則不限于買賣合同,隻要是雙務合同即都适用,并不再拘泥于買受人破産處于無清償能力的限制,提出如買受人财産締約後明顯減少,出賣人即可拒絕給付。可見,德國法對不安抗辯權的規定,不僅僅比法國法的規定更爲廣泛,而且對于在後給付義務人訂約後财産狀況惡化,危及先給付義務人的債權實現的情況下對先給付義務人的合法權益保護更加有利,更符合現代民法學中的不安抗辯權。據此,有學者認爲,相比之下,德國法的規定更爲合理,[9]個人認爲這一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
                        相對于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制度,英美法也有保護先履行義務方的規定,隻是稱之爲預期違約制度,即所謂的“保護履行抗辯權”。其是從判例發展而來的:19世紀英國的法官首先在判例中創立了“履行期限未到也可以構成違約”這樣一種規則,并以其爲“先例”逐漸确認了預期違約(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制度[10];1853年,英國法院在審理“霍切斯特訴戴納陶爾案”(Hochster v. De La Tour案)[11]中首先确認了明示預期違約規則;1894年,英國法院又在“辛格夫人訴辛格案”(Synge v. Synge案 )[12]中确立了默示預期違約規則。《美國統一商法典》在總結了英美國家的判例的基礎上,也明确采納了預期違約制度。[13]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吸收了英美法的上述理論,但其将預期違約分爲預先根本違約和預先非根本違約,而不是分爲明示預期違約和默示預期違約。[14]就其内容而言,與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相近似,都體現了合同法的公平精神。
                        在現行《合同法》實施之前,我國的《民法通則》、原《技術合同法》、原《經濟合同法》等法律都沒有對不安抗辯權作出規定,隻有在原《涉外經濟合同法》第17條有類似不安抗辯權的規定[15]:“當事人一方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證據時,可以暫時中止履行合同,但是應當立即通知另一方;當另一方對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的保證時,應當履行合同。當事人一方沒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證據,中止履行合同的,應當負違反合同的責任。”但該條款沒有區分同時履行和異時履行,即實際涵蓋了同時履行抗辯權;此外,該條款不适用于除涉外合同以外的其他民事合同。但可肯定的是其爲在涉外經濟交往中充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供了相應的法律依據。然而,由于其它法律均未對不安抗辯權加以規定,因而對國内市場主體的規範就暴露出相當的盲區,爲一些不法交易主體提供了事後賴債以及規避法律的不良機會。因此,爲全面規範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維護市場交易的公平與安全,我國現行《合同法》通過借鑒各國的立法經驗,并結合本國立法實踐,在該法第68條、第69條對不安抗辯權作了比較明确的規定,填補了立法空白,并明确适用于各類經濟合同。但現行《合同法》關于不安抗辯權的規定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16]
                        現行《合同法》第68條規定:“應當先履行債務的當事人,有确切證據證明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經營狀況嚴重惡化;(二)轉移财産、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三)喪失商業信譽;(四)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當事人沒有确切證據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第69條規定:“當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中止履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對方提供适當擔保時,應當恢複履行。中止履行後,雙方在合理期限未恢複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3 不安抗辯權的适用條件
                        不安抗辯權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适用的,其适用是有嚴格條件的。按照傳統民法理論,不安抗辯權須具備以下兩個适用條件:一是相對人财産發生惡化;二是相對人财産惡化,有難爲給付之虞。[17]而我國合同法68、69條規定也正符合這些要件,所以多數法學家認爲我國這些規定屬于不安抗辯權。[18]不過,我國《合同法》未對其适用條件作具體規定,但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我國的相關規定與傳統大陸法國家有許多的不同之處。(這一點通過下面的論述自然明了)根據傳統民法的精神,并結合我國《合同法》的有關規定,筆者認爲,我國《合同法》不安抗辯權的适用條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雙方當事人因同一雙務合同而互負債務。雖然《合同法》第68條并沒有規定同時履行抗辯權那樣将“當事人互負債務”作爲抗辯權适用的條件之一,但從不安抗辯權的内容看它必須适用雙務合同,且可适用于各類雙務合同。[19]這不同于法國隻将不安抗辯權限于買賣契約,而與德國法的規定相同。此外,不安抗辯權作爲雙務合同的效力表現,其成立須雙方當事人因同一雙務合同而互負債務,并且這兩項債務具有對價關系。因此,單務合同以及不完全的雙務合同均不能産生不安抗辯權。同時,雙務合同必須是有效的,如果雙務合同無效,該合同中約定的權利義務均不受法律保護,當事人行使不安抗辯權也就沒有任何基礎和依據。
                        (二)不安抗辯權适用的雙務合同必須屬于異時履行。即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債務履行,不在同一時間,一個在先,一個在後,這種異時履行是适用不安抗辯權的先決條件,而且必須由雙方當事人事先特别約定。
                        (三)行使期間爲合同生效後至先履行義務履行完畢之前。不安抗辯權是先履行方對後履行一方的履行抗辯,如果自己一方已經履行完畢,對方不履行的,先履行方行使的應是違約責任的追究權;如果對方已經履行完畢,則合同關系消滅,也就不存在履行抗辯權的問題了。
                        (四)先履行方有确切證據證明後履行方于合同成立後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能力。它包含三個要素:
                        第一,合同成立後出現危及後履行方履約能力的惡化事實。至于“惡化”應達到何種程度,至于“惡化”應達到何種程度,法國民法典以支付不能及準支付不能爲限[20];德國民法典是以對待給付請求權因相對人的财産狀況根本的惡化而瀕于危殆爲限 [21]。我國《合同法》第68條兼用列舉和概括兩種方式規定了後履行方出現危及其履行能力的情形,即列舉三種典型的财産狀況惡化的情形:(1)經營狀況嚴重惡化;(2)轉移财産、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的;(3)嚴重喪失商業信譽。同時,抽象地規定了“其他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情形”。該規定與德國和法國法相比顯然更加寬泛,其不僅将危及後履行方履行能力的情形限于财産惡化,而且也包括其他導緻後履行方履約能力喪失或可能喪失情形。
                        第二,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能力發生于合同成立之後。關于後履行方财産顯形減少應發生于何時,在各國立法上存在不同的立場:一是在締約時已經存在财産惡化等危及對待給付的狀況,被奧地利民法所采納;二是在合同成立之後發生危及對待給付的惡化事實,這被德國、法國、瑞士以及意大利等國民法所采納。我國合同法雖然沒有規定後履行方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能力應發生于何時,但是筆者認爲,在解釋時采用第二種立法例較爲妥當。主要理由爲:如果締約時,後履行方就已發生财産減少并惡化的事實,先履行方往往可以基于重大誤解或欺詐而撤銷合同,即使沒有不安抗辯權,也照樣可以獲得法律救濟;而如果先履行方明知存在危及履約能力的事實,卻仍然與其締約,則沒有給予其以特别保護的必要。相反,締約之後出現危及對方履行能力的惡化事實,常常是先履行方所無法預料的,所以有必要給予其特别的法律保護。
                        第三,先履行方對于後履行方履行能力的惡化事實負嚴格的舉證責任。先履行方主張行使不安抗辯權,必須有确切證據後履行方喪失履行基礎,這是不安抗辯權适用的程序條件。[22]如果先履行一方無确切證據證明對方有危及後履行方履約能力的惡化事實情形而又中止履行的,則其行爲不能視爲在行使不安抗辯權,應屬違約行爲,造成合同履行遲延或者無法繼續履行的,則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五)後履行方未爲履行提供擔保。如果後履行方在财産狀況顯著惡化等情況出現時,提供了擔保,則其履行有了保障,先履行方就不能産生不安抗辯權;若後履行方提供擔保,根據合同法規定,中止履行方可以解除合同,但這一權利不是不安抗辯權本身所包含的(對這個問題,筆者将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中加以論述)。同時,爲追求雙務合同雙方利益的公平,也爲另一方當事人利益考慮,《合同法》要求主張不安抗辯權的當事人承擔兩項附随的義務:(1)通知義務。這樣做,“是爲了避免對方因此而受到損害。同時也便于另一方在獲此通知之後及時提供擔保,以消滅不安抗辯權。”[23];(2)對方提供适當擔保,應當恢複履行。
                        4 不安抗辯權的法律效力(救濟)思考
                        在實踐中,如果具備了前文所述的适用條件,先履行方即取得不安抗辯權。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辯權将對雙方當事人産生何種影響,這就是不安抗辯權的效力。從法律效果上看,不安抗辯權主要是爲先履行一方的中止履行以合法性,産生阻卻違約的效力,即不安抗辯權的主要效力在于暫時中止合同的履行。
                        此外,筆者認爲,在不安抗辯權的法律效力問題上,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思考和探讨。在此,筆者結合《合同法》有關規定,主要對以下幾個問題加以論述:
                        4.1 關于履約擔保權問題:即先履行方暫時中止合同的履行後,是否可以請求後履行方提供履約擔保?
                        對這一問題,國内學者普遍認爲不安抗辯權包括請求提供履約擔保權。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并認爲不安抗辯權不應當包括主動要求對方提供履約擔保的權利。理由如下:從法理上分析,抗辯權是一種對抗權,是權利人用以對抗他人請求權的權利,抗辯的作用在于防禦,而不在于攻擊,因而必得等他人之請求,始得對其行使抗辯權,因而請求權與抗辯權是處于對立位置上的。不安抗辯權是抗辯權的一種,其必然囿于抗辯權的性質,與請求權不同,也隻是一種不帶有任何攻擊性的防禦性權利。所以說,如果允許先履行方在後履行方不能履行之虞時,可以要求提供其履約擔保的權利,是不符合抗辯權性質的,在理論上也是站不腳的。
                        以我國《合同法》的規定爲例,第69條規定:“當事人依照本法第68條規定中止履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對方提供适當擔保時,應當恢複履行。”筆者認爲,從這條規定可以看出,中止履行人沒有獲得請求對方提供履約擔保的權利,在其盡了通知義務後,隻能處于等待的狀态,而無權要求對方提供擔保或提前履約。這一規定可以說充分考慮到了後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爲在後履行方履行期限屆至前,其履約能力降低難爲給付,可能隻是暫時的,在履行期限到來時可能恢複履行能力,如果這時中止履行人可以請求對方提供履約擔保的權利,這對對方來講明顯不公平。法律不能爲避免一種不公平的後果而造成另一種不公平。當然,後履行方爲了避免對方中止履行後可能造成的損失,也可以自願提供擔保。
                        4.2 關于解約權問題:即在不安抗辯權中,如果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辯權,而相對人(即對方)拒絕對待給付或提供适當的履約擔保,那麽先履行方有無解約權(解除合同的權利)呢?
                        對這個問題,大陸法系的民法規定得不明确,按照德國判例與學說的通說,拒絕提出擔保,不使對方限于延遲,也不因此使先爲給付的一方取得合同解除權。[24]對于先履行方是否有解約權,我國學者有以下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贊成德國判例與學說的通說的觀點,認爲沒有解約權,認爲“不安抗辯權作爲延緩的抗辯權的一種,隻能使對方的請求權在一定期限内不能行使,而不應發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所以不安抗辯權本身不應包括合同的解除權”;[25]第二種觀點是認爲應當理解爲先履行方享有“誠信解約權”,主張“如果相對人反複拒絕提出給付或提出擔保,有背于誠實信用原則,經過相當期限後,應認先給付義務的人有解除權”。[26]
                        筆者認爲,從不安抗辯權的性質上看,它是不應當包括屬于積極性權利的解除合同的權利,但是,德國判例與學說的通說,顯然是不利于周密地保護預見到他方不履行或不能履行的一方當事人的利益。然而,筆者也同意上述第二種學者的觀點,即認爲先履行方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行使基于誠信原則賦予的“誠信解約權”,這種解約權隻是對不安抗辯權制度的補充,不是源于不安抗辯權制度自然發展。與此同時,筆者也堅持不安抗辯權本身不應理解爲包括合同的解除權的觀點,不認爲解除合同是不安抗辯的當然權能。但是,這裏還要注意的是,“誠信解約權”在“一定條件”下行使,“一定條件”是相對方反複拒絕提出給付或提出擔保。不過,這裏的“反複”認定是要看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誠信解約權”的行使還存在一定風險的。
                        此外,我們也應該看到,若對方是的确無履行能力或拒絕提供擔保,對方也無反複提出給付或拒絕提出擔保的情形,在無行使“誠信解約權”的可能下,先履行方是否可以尋求解除合同這一救濟方式?依據何在?雖然不安抗辯權從本質上講是對抗請求權之抗辯權,其本身顯然不包括解除合同,但是筆者認爲可以主張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結合運用。[27]以《合同法》爲例,《合同法》第69條“中止履行後,雙方在合理期限未恢複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規定其實就是将不安抗辯權與默示預期違約的結合,賦予了合同當事人解約權。[28]
                        4.3 關于損害賠償問題:即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辯權并最終解除合同後,如何對先履行方加以進一步救濟的問題,即先履行方是否享有立即起訴要求損害賠償的權利?
                        損害賠償是各國法律普遍确認的一種違約救濟方法。損害賠償是受害人發生了實際損失才能采用這種救濟方法,正如台灣學者所言,“損害賠償,以損害之存在爲前提,方有賠償可言”。[29]但是,大陸法因爲沒有明确規定行使不安抗辯權的當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權利,自然也沒有規定要求違約損害賠償的權利。
                        《合同法》也沒有規定在合同解除後,先履行方享有立即起訴要求損害賠償的權利,但是這種有始無終的救濟顯然在很多情況下并不能滿足先履行方的合理要求。因此,從解釋學的角度來講,筆者認爲,在這種情況下,第69條中後履行方不提供擔保的不作爲即視其明确的表明其将不履行合同義務,構成“以行爲表明其将不履行合同義務”,從而有合同法第108條之适用。可見,我國合同法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隐含了可以要求賠償損失,但這也不是不安抗辯權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是合同法上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的結合運用的結果。
                        另外,筆者認爲,如果對方的行爲違背誠信原則,使行使不安抗辯權的當事人獲得“誠信解約權”時,的确造成了行使不安抗辯權的當事人實際損失的話,其就應該賠償對方因自己的行爲而導緻的損失。
                        5 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合理性思考
                        5.1 不安抗辯權制度确立的實踐上的必要性
                        不安抗辯權制度并不是純粹的法律邏輯的産物。它能在大陸法上産生和發展,并爲衆多國家合同立法所采納,甚至對各國的産生深刻的影響,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有理論上的合理性,而在于它在實踐中的積極意義以及它與立法者所希望借合同法張揚的價值目标的契合。
                        第一,公平性原則的要求。在現代社會中,大多數雙務合同的訂立和履行均非同時進行,雙方當事人履行義務的期限也往往不一緻,往往會約定一方先履行給付。任何一方當事人總是期望簽約後對方屆時履行合同。但是由于各種社會經濟因素瞬息萬變,在合同有效訂立到合同履行的期限内,會出現許多不可預見的情況,這些情況很可能使得合同在今後無法履行或難以履行。面對種種極具現實可能性巨大的違約威脅,對于任何先履行一方而言都不會願意坐以待斃,把自己的重大經濟利益交給變幻莫測的未來;而恰恰相反,爲了自己的利益或避免損失的擴大,他們總會千方百計地去克服和解決,但傳統的合同法給予他們的空間和餘地實在太窄了。于是不安抗辯權作爲平衡合同雙方當事人利益的一種預防措施應運而生。不安抗辯權使先履行一方避免了那種于他極端不利的地位,使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不緻失衡,使公平原則在合同關系成立到消滅的各個階段均得以貫徹,讓先履行方獲得相應的救濟手段。
                        第二,效益性原則的要求。法律經濟學理論認爲,所有法律活動,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個法律制度事實上是在發揮着分配稀缺資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動都要以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追求效率最大化和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财富爲目的。貫徹不安抗辯權制度,就能使社會損失降低到較小限度。在後履行方出現不能履約的可能時,如果不采取不安抗辯權制度,先爲給付方隻能按有效合同對待,并在履行期限屆滿前依約履行。而很明顯,所有的一切支出,完全有可能因對方的最終不履行行爲成爲不必要,這就導緻了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相反,如果采取不安抗辯權制度,先爲給付方就有權及時從合同中解脫出來,并通過其他措施,防止情況的進一步惡化,從而使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5.2 不安抗辯權制度在價值與法律邏輯理念上的妥當性
                        不安抗辯權設置的目的是爲了平衡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利益,在有迹象表明後履行一方行将喪失履約能力,先履行一方很可能得不到對待履行時,出于公平的考慮,賦予先履行方以中止履行的權利。從法律邏輯上講,大陸法認爲,履行期限是爲債務人的利益而設的,債務人可于履行期前履行而債權人則無權請求先期履行。大陸法側重保護債務人的期限利益,合同履行期到來之前,債務人的任何行爲和情況均不會構成違約,隻是出于公平的考慮在一定情況下賦予先履行一方以中止履行的權利。
                        6 與預期違約制度之比較思考
                        6.1 預期違約的概念
                        所謂預期違約,是指合同成立之後,履行屆滿前,當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或預期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形。英國學者特利特爾指出,在規定的履行期到來之前,合同當事人一方表示将不履行合同,或不可能、無能力履行,這樣的行爲有時被稱爲預期違約。[30]預期違約包括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方當事人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當事人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義務,學者稱之爲Repudiation(本意否認,拒付債務),我國翻譯爲明示預期違約;第二種情況是指一方當事人根據客觀事實預示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學者稱之爲Diminished expection(本意減小希望),我國學者譯爲默示預期違約。[31]
                        6.2 不安抗辯權制度與預期違約制度之比較
                        預期違約與不安抗辯權一樣,兩者都隻适用于正在履行的合同關系中,都具有有效防止本可以避免的損害的擴大,減少債權人利益損失,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符合合同法對信賴利益予以有效保護的立法趨勢。因而有學者認爲,設置不安抗辯權,已足以保護先履行方的利益,不必另行設立預期違約制度。[32]在這些學者看來,預期違約與不安抗辯權的區别是微不足道的,兩者的救濟手段基本上是一緻的。[33]筆者個人不能苟同上述學者的觀點。從兩者的性質上看,不安抗辯權是一種拒絕權,具有留置擔保的性質。在對方履行對待給付或提供擔保之後,不安抗辯權歸于消滅;[34]而預期違約所直接侵害的不是現實的債權,而是期待債權。[35] “無論明示毀約還是默示毀約,都表現爲‘将’不履行合同義務。而不像實際違約那樣,表現爲現實的違反合同義務”。[36]可見,兩者是兩種不同的,不能相互替代的制度。此外,預期違約與不安抗辯權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相當的差異,并誠如有的學者所言,“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規則比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規則更爲優越”。[37]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前提條件不同。大陸法的不安抗辯權行使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當事人的債務履行時間存在先後之别。[38]若沒有履行時間的先後順序,則僅僅适用同時履行抗辯權而無發生不安抗辯權之餘地。而在英美法的預期違約不存在前提條件,無論雙方當事人是否有義務先行做出履行還是同時做出履行,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在對方預期違約時中止履行合同而尋求法律救濟。
                        第二,适用範圍不同。傳統大陸法關于不安抗辯權的法定事由是對方财産在締約後明顯減少并有難爲對待給付的可能,具有惟一性。而預期違約并不限于财産的減少,将各種可能有害于合同履行、危及交易秩序的行爲及早地加以制止和預防,如對方當事人履行能力明顯減弱(經濟狀況惡化)、對方當事人履約信用有嚴重缺陷等等情況。可見,預期違約比不安抗辯權所涉的範圍更廣,所囊括的情形更豐富。我國《合同法》第68條可以行使不安抗辯權的規定,顯然是借鑒了英美法的預期違約制度。
                        第三,是否以過錯爲構成要件上的不同。傳統大陸法系理論認爲,不安抗辯權的成立與債務人是否有過錯并無關聯,隻要其财産在訂約後明顯減少,有難以對待給付的危險即可,至于何種原因所引起,不予考慮。而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則考慮了當事人的主觀過錯問題,如默示預期毀約以債務人不按期提供履約保證爲要件,如果債務人未按期提供履約保證,則表明債務人主觀上是有過錯的。我國《合同法》在第69條關于解除合同的規定,可視爲基本同于預期違約中的“默示預期毀約”規則,該條文表明未恢複履約能力或未提供适當擔保的當事人主觀上存在過錯。
                        第四,對受侵害方的救濟保護的方式不同。在大陸法的不安抗辯權制度中,先行履行一方的救濟方式隻是權利人可以中止自己對對方的給付。一旦對方提供充分的擔保,則應繼續履行自己的債務。但如果對方在合理期限内沒有恢複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當擔保,權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呢?按照德國判例與學說的通說,先爲給付的一方無法取得合同解除權。而預期違約則有四種救濟方式:(1)法律救濟;(2)解除合同;(3)堅持合同的效力,等待對方的履行;(4)采取自助措施如提起違約賠償之訴,請求損害賠償。我國《合同法》在第69條規定了先履行方可以解除合同,顯然是受了英美法預期違約規則的影響,但如前文所述,其不是源于不安抗辯權制度自然發展,不安抗辯權本身不應理解爲包括合同的解除權。
                        7 《合同法》不安抗辯權制度之評析及其完善
                        7.1 《合同法》不安抗辯權制度之評析
                        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不隻是方法和技術的差異,也是法的時代精神和價值理念的差異。正因爲如此,各種法律制度才有了先進與落後之分,才有了法的移植的可能性和必要性。[39]也正因爲如此,當今世界,不僅經濟一體化,科技一體化,法律也趨同化,不同國家的法律,随着社會需要的發展,在國際交往日益發達的基礎上,逐漸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從而趨于接近甚至趨于一緻。[40]适應這一發展趨勢,我國非常重視法的移植,并将其作爲立法的一項重要原則。“要研究古今中外的法律,不管是進步的,中間的,反動的,不管是封建的,是資本主義的,都要研究,取其有用的精華,去其糟粕和毒素。”[41]二十多年來,我國法的移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就不安抗辯權制度而言,筆者以爲,其移植是必要的,有成功之處,但也有不成功之處。
                        7.1.1 《合同法》上不安抗辯權制度的成功之處
                        不安抗辯權源于德國法,又稱拒絕權,是大陸法系傳統制度。對于該制度的優點及局限,學界多有論述,本文就不再重複。我國的不安抗辯權制度在改造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同時,又适當吸收英美法系預期違約的合理成份,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不安抗辯權的行使條件更加寬泛。我國合同法突破了大陸法系的傳統規定,不再局限于後履行方财産狀況惡化有難爲對待給付之虞,即财産明顯減少的情況。《合同法》第68條規定的“下列情形”既可包括财産狀況的惡化,又包括商業信譽的喪失,更通過第四款彈性條款的規定,把各種可能有害于合同履行,危及交易秩序的行爲都包括進去,這可以說是立法上的成功範例,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不安抗辯權行使條件。
                        第二,進一步完善了先履行方權利的救濟方式。不安抗辯權的救濟方法是權利人可以中止自己對對方的給付,一旦對方提供了充分的擔保,則應繼續履行義務。但對方不提出履約的保證,在權利人行使不安抗辯權之後,是否可以接着解除合同?許多國家的法律對此規定的十分模糊。這種救濟方式不明确,直接導緻的後果就是不能更周密地保護先爲給付一方當事人的利益。我國《合同法》克服了這一局限,明确規定了中止履行的一方在法定的條件下可以解除合同,并進而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可以說,這項規定對先履行方的保護更爲充分,但值得注意的是,該解除權并不包括在不安抗辯權的效力之中,其理由已如前文所述。
                        第三,有效地防止了不安抗辯權的濫用。在紛繁複雜的合同實務中,難免有當事人以不安抗辯爲借口,撕毀合同,達到毀約的目的,這與立法精神的初衷相佐。爲防止不安抗辯權的濫用,我國合同法總則第69條規定了不安抗辯權人在履行不安抗辯權時,應當負有舉證和通知兩項法定的附随義務:(1)舉證義務。當事人一方行使不安抗辯權必須舉出确切的證據證明對方有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事由,因而絕不允許其任意借口對方可能沒有履行能力而随意中止合同的履行;當事人沒有确切證據而中止履行合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這是爲了防止不安抗辯權的濫用。(2)通知義務。雖然當事人一方行使不安抗辯權無須征得另一方的同意,但法律同時也規定該當事人應當及時通知對方。這是爲了讓對方知悉一方已中止履行的事實,以免其因此而遭受損害,并讓其考慮設法恢複履行能力或提供擔保,以消滅不安抗辯權。這從另一個意義上講,其實也是有效地保護了後履行方的期限利益。
                        7.1.2 《合同法》不安抗辯權制度的不成功之處
                        筆者認爲,《合同法》中這一制度的不成功之處主要集中體現爲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不安抗辯權制度與預期違約制度規定的沖突嚴重削弱了其制度價值。移植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先進的法律制度來完善我國的法律,其指導思想是正确的,但是任何制度設計和選擇都必須以發揮其制度功能和内在價值爲前提,其基本要求是法律制度之間是非沖突的。然而綜觀《合同法》,我們不得不感到遺憾:雖然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之規定的結合運用使受害人的救濟方式更加充分,但它們之間仍存在重大沖突,以緻大大削弱了其制度價值。例如,按照合同法的兩個預期違約條款(《合同法》第94條第二款、第108條規定了預期違約制度)規定,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立即解除合同,并要求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而《合同法》第68條中第二項“轉移财産、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之規定實際上就可以被認爲是“以自己的行爲表明不履行合同義務”之默示預期違約情形。于是,就出現了針對同一種情形法律卻給予兩種不同救濟方式的不正常現象:即如果受害方援引第68條,則他必須首先等待對方提供保證,隻有當對方不在合理時間内恢複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保證時,受害方才可以解除合同;而如果受害方援引第108條,則他不能也不必對方提供保證,而是直接解除合同并請求損害賠償。這種法條之間的隐性重合和沖突恐怕是當初立法者所沒有考慮到的,其顯然削弱了不安抗辯權制度價值。
                        其次,對不安抗辯權制度部分改進的不成功。“法的精神是法律制度的靈魂或中樞神經,它支配着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進行的法律性制度安排,指引和制約着對法律資源因而也包括其他資源的社會性配置。”[42]因而,筆者認爲任何法律制度的改進都必須以其法律精神爲核心。但《合同法》不安抗辯權制度之某些規定卻與之相背離。例如關于“确切證據證明”的規定,嚴重扭曲了不安抗辯權制度創設之精神,損害了該制度價值功能的實現;等等。
                        最後,不安抗辯權的某些規定的模糊性及不明确性。筆者認爲,我們在移植法律制度時應注意其在中國當前條件下的可适用性。因而就以概念法學爲基礎建立的中國法律體系而言,無具體規定則會産生适用上的重大缺陷,是法律漏洞。而我國《合同法》不安抗辯權制度之某些規定卻恰恰忽視了這一點。例如,關于“适當擔保”和“合理期限”的規定、提供擔保後繼續履行合同的期限的規定,都無明确或具體的規定,這使得它們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難以實際操作。
                        7.2 《合同法》不安抗辯權制度之完善
                        通過上述對《合同法》不安抗辯權制度的評析,雖然該制度有不少的成功之處,但是由于我國立法經驗不足,《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辯權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筆者認爲,基于合同訂立後履行期到來之前債務人就已明确聲明将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其行爲或客觀事實已經表明他将于義務履行期到來之前不能履行合同義務這一現象進行規制的必要性,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必須進一步明确,否則,将難以實際操作。針對前文所論述之不安抗辯權制度的不成功之處,筆者認爲,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完善主要需注意解決以下方面的問題:
                        第一,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規定的沖突消解。即《合同法》第68條尤其是其中的第二項和第108條及第94條第二項的沖突問題。如上文所述,“轉移财産、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與“以自己的行爲表明不履行合同義務”的關系導緻不安抗辯權制度和預期違約制度的沖突,如何消解呢?筆者認爲,爲了維護法律結構的嚴密性、保持法律概念間應有的邏輯關系,隻有給第68條(二)項“轉移财産、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一個确切的定位,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分别适用第68條和第108條及第94條第二項所産生的法律沖突。
                        第二,“确切證據證明”問題,即舉證問題。我國合同法對不安抗辯權的舉證責任要求十分得嚴格。然而,在充分保護各種信息資源的當今社會,要取得“确切證據”也并非是件易事,況且說我國目前的法制環境還不完善,當事人一方要通過正規渠道掌握“确切證據”是相當困難的,可能會人爲的制造出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如通過非法手段獲取對方的資産不良變動信息等)。這實質上是幾乎等于剝奪了當事人行使不安抗辯權的機會,這有違設立不安抗辯權的初衷。因此,筆者認爲,可以規定在要求行使權利一方負舉證責任的同時,侵害方負一定的反證責任。
                        第三,關于适當擔保的确定。所謂擔保,包括人的擔保和物的擔保兩種,這應是無疑的。但對于“适當擔保”的“适當”程度,法律并沒有做出明确的規定,通常理解應爲與債務“相當”、“足夠”,但實際上“适當”不等于“足夠”。這就給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機。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擔保不适當爲名拒絕履行其本不願履行的合同,從而造成後履行一方的損失。因此建議最高院在進行司法解釋時,對此進一步的明确界定。
                        第四,對于提供擔保的期限的确定。我國《合同法》将之界定爲“合理期限”,至于“合理期限”爲何則無進一步界定。筆者認爲,根據合同法立法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則,并參考國外的有關立法例,宜采取司法解釋确定與當事人約定相結合的辦法,即由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釋,對“合理期限”的最長期限進行規定(可以移植英美法的30天);同時允許當事人自行約定“合理期限”的具體時間(對于當事人雙方約定合理期限的,規定其上限可以不受30日的限制)。
                        第四,關于一方當事人提供了充分擔保,雙方繼續履行合同義務的期限的計算。關于提供擔保後繼續履行合同的期限,《合同法》無具體規定,筆者以爲, 對之做出具體規定爲宜。實踐中,一方要求提供擔保而另一方确實提供了充分的擔保,這表明雙方對實現合同目的存有較高的期望值。因而繼續履行期限的确定,應以确保合同的實際履行爲價值目标,将合同繼續履行的履行期限交由雙方當事人重新協商約定爲佳。
                        此外,筆者認爲,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即評價相對人資信惡化的底線标準問題。把我國合同法上的不安抗辯權與傳統不安抗辯權的适用條件相比,可以發現,雖然前者将“财産顯著減少”要件細化爲幾種具體情形,使不安抗辯權的行使條件更加寬泛,但是忽略了“有難爲給付之虞”的評價相對人資信惡化的底線标準。在這樣的結構下,轉移财産、抽逃資金、喪失商業信譽是否一定意味着相對人“有難爲給付之虞”?筆者認爲,如果法律規範沒有明确提出以“有難爲給付之虞”作爲評價相對人資信惡化的底線标準的話,那麽不安抗辯權就難以避免被濫用的危險。
                        8 結論
                        現行《合同法》引入了“不安抗辯權”的概念和其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同時,也吸收和借鑒了英美法系預期違約制度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默示預期違約規則的合理性,并結合我國國情,對兩者有機結合,構築了一個相對先進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系,使不安抗辯權制度更先進,更完善,從而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體現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時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發展的趨勢。但是《合同法》頒布之後,我們不得不承認其并沒有想象中的那樣理想,更無法談上完美,我國的合同法理論也不得不面臨一個以解釋爲主的轉型。《合同法》沒有對不安抗辯權制度進行的具體的制度設計,因而,如何在實踐中操作,如何使理論與立法和司法實踐有效交流,從而不斷完善不安抗辯權理論,這一切的一切都有賴于法院和法官逐步的總結和歸納,也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就此盡快做出司法解釋,以指導審判實踐,同時也是法學理論責無旁貸的任務。
                        注 釋:
                        [1] 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335
                        [2] 對于後履行抗辯權,有學者稱其爲先履行抗辯權,并以爲此項制度的創立,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隋彭生.合同法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16)同時,也有學者認爲,《合同法》專設後履行抗辯權,并與不安抗辯權相區别,是對大陸法抗辯權制度的突破。(王利明.關于不安抗辯權的幾個問題.民商法研究第4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81)但是也有學者對此抗辯權不以爲然,認爲它是“屬于不言自明、沒有必要規定的所謂之無害條文。”(梁慧星. 統一合同法:成功與不足.法學家,1999(3):74)
                        [3] 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335
                        [4] 王家福.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401 
                        [5] 蘇惠祥.中國當代合同法論.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164。也有的學者将不安抗辯權稱爲異時履行抗辯權,參見劉瑞複.合同法通論.北京:群衆出版社,1994:133
                        [6] 史尚寬.債法總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588 
                        [7] 1985年3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第17條:“當事人一方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證據時,可以暫時中止履行合同,但是應當立即通知另一方;當另一方對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的保證時,應當履行合同。當事人一方沒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證據,中止履行合同的,應當負違反合同的責任。”雖然借鑒了不安抗辯權制度,但卻因其适用範圍的限制以及未能明确此爲同時履行或是先履行義務的抗辯權,故而不應認定其爲不安抗辯權的正式确立。
                        [8] 約因亦即對價,國外一般以案例來闡明其定義,台灣東吳大學楊桢教授所給的一個定義:“有價值之約因乃由契約當事人各方,爲迫使對方實現其行爲或履行其諾言作出許諾之行爲或犧牲,或隻爲購買或換取對方許諾而支付之代價者”。 ([台灣]楊桢.英美契約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91)此外,法國法也将約因作爲契約成立的法定要件,如《法國民法典》第1131條規定:“無約因之債或者基于錯誤約因或不法約因之債,不發生法律效力”。同時,約因是英美法系中契約成立的重要要件,無對價(約因))的合同是得不到法律保護的。
                        [9] 張谷.預期違約與不安抗辯權之比較.法學,1993(4):23
                        [10] “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一詞在國内譯著中有“預期違約”和“先期違約”兩種譯法,筆者在此文采用前者,對引文中不同譯法也一律譯爲“預期違約”。
                        [11] 該案中,被告同意從1852年6月1日起雇傭原告爲送信人,雇傭期爲3個月。但在同年5月11日,被告寫信向原告表示他将不拟履行合同。5月22日,原告向法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在5月22日和6月1日之間,原告找到了其他工作。法院判決原告勝訴,主要理由是:原告的起訴并不過早,如果不允許他立即起訴主張補救,而讓他坐等到實際違約的發生,那麽,他必将陷入無人雇傭的境地。
                        [12] 該案中,被告于婚前向原告許諾,他婚後将他的一棟房屋轉歸原告所有,但被告此後又将該方賣給第三人,使其許諾成爲不可能。法院判決認爲:盡管不排除被告重新買回該房屋以履行期許諾的可能性,但原告仍有權解除合同并請求賠償。
                        [13] 參見《美國統一商法典》2-609條、2-610條
                        [14] 參見《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第71~73條之規定
                        [15] 筆者不認爲原《涉外經濟合同法》第17條是對不安抗辯權的正式确立。參見本文注釋[6]。對該條款,也有學者認爲,其“實質上是有限制地采納了英美法的默示預期違約規則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中的預先非根本違約規則。” 參見餘延滿.合同法原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444
                        [16] 這一問題筆者将在後面加以詳細論述。
                        [17] 史尚寬.債法總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589
                        [18] 事實上立法者也是這麽認爲的,胡康生在人大常委會上所作的說明,即認爲此項規定爲不安抗辯權。參見孫禮海.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資料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6
                        [19] 王利明.關于不安抗辯權的幾個問題 .民商法研究第4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81~482 
                        [20] 參見《法國民法典》第1613條
                        [21] 參見《德國民法典》第321條
                        [22] 餘延滿.合同法原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439 
                        [23] 王家福.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406
                        [24] 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356 
                        [25] 王利明.關于不安抗辯權的幾個問題.民商法研究第4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89
                        [26] 史尚寬.債法總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591
                        [27] 不過,這種結合并不是完美的,在我國合同法中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的規定存在着沖突與矛盾的。這一點,筆者将在文章的第六部分中加以論述。
                        [28] 對此,筆者認爲王利明教授的觀點很精辟,他認爲,《合同法》69條之“解除合同”之規定,已不是對不安抗辯權做出的規定,而是對預期毀約所做出的規定,并認爲《合同法》第108條所提及的“以自己的行爲表明不履行合同義務”,實際上就是指在合理期限内未恢複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當擔保行爲,此種行爲屬于默示預期違約行爲。參見王利明.關于不安抗辯權的幾個問題.民商法研究第4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90
                        [29] 曾世雄.損害賠償法原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7
                        [30] G.H.Treitel.The Law of Contract.Sterens.&Sons 1983:642.轉引自陳小君.合同法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15 
                        [31] 把預期違約分爲明示預期毀約和默示預期毀約兩種情況是國内學者主流的觀點。但有少數學者認爲這種類型劃分是存在問題的:其一,“毀約”從邏輯上講應當是具有主觀故意的,但是一方發生對履約重大不利情況這一原因事實隻是一種客觀情況,并不是一方具有主觀故意;其二,一方以行爲拒絕履約包含一方的主觀故意,屬于拒絕履行,從法律效果上也和“情況顯示一方将不能履約”這種原因事實不同,因此把二者共同劃分爲默示預期毀約不盡合理。他們認爲,從理論分析的角度把可能引起預期違約的原因事實類型化爲預期拒絕履行和預期履行不能邏輯上更爲合理,也更加符合預期違約制度的本意。
                        [32] 李永軍.合同法原理.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516
                        [33] 同上:515~516
                        [34] 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354
                        [35] 同上:362
                        [36] 謝懷栻等.合同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82
                        [37] 馬俊駒,餘延滿.民法原論(下)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83
                        [38] 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363
                        [39] 張文顯.法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62 
                        [40] 李雙元、于喜富.法律趨同化:成因、内涵及在“公法”領域的表現.法制與社會發展,1997(1):47 
                        [41] 中國法學會成立大會會刊.1982:7
                        [42] 張文顯.法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67
                        參 考 文 獻
                        1 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2 謝懷栻等.合同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 陳小君.合同法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4 王家福.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5 餘延滿.合同法原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6 王利明.違約責任論.北京:中國政法出版社,1996
                        7 隋彭生.合同法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8 馬俊駒,餘延滿.民法原論(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9 張文顯.法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0 [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蔣兆康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11 王利明.關于不安抗辯權的幾個問題.民商法研究第4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80~490
                        12 [台灣]楊桢.英美契約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3 史尚寬.債法總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TAG标簽: 抗辯權     湖南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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