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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05 15:05:10
                來源:湖南自考網
                證明标準又稱證明要求,是指承擔證明責任的人提供證據對案件事實進行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受審判中心主義的影響,有人認爲,刑事訴訟中的證明隻能存在于法庭上的審判階段。但在我國,一般認爲刑事訴訟中承擔證明責任者包括實施偵查、起訴等職權的司法人員, 1證明的過程貫穿刑事訴訟始終。基于此,各個訴訟階段證明标準如何确定呢?目前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是分層論。這種觀點直接來源于英美法系國家對證明标準的所謂九個層次的理論2,認爲刑事訴訟中存在不同的證明标準,“排除合理懷疑”爲刑事案件訴訟證明方面的最高标準,适用于判決;而“合理根據”的标準,适用于搜查、扣留和檢察官提起起訴書等情況,認爲法院的判決是對案件、被告人的最後定性,其證據要求應當是最高層次的,而偵查、逮捕以及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等證據要求是一種階段性的要求,它與判決時總結全案提出的證據要求是有區别的。進而主張,将起訴證據标準拔高到與有罪判決證據标準相一緻是不合法理的。

                筆者不贊成此觀點。偵查階段破案是一個不斷認知的過程,偵查人員的證明主張是随着偵查深入而不斷變化的。由于證明主張的不确定決定了偵查階段證明标準的階段性、低層次性。但是提起公訴時,表明檢察機關對案件事實的認知已經完成,已經有了明确的訴訟主張,就是對犯罪嫌疑人能夠依法定罪量刑,即我國刑訴法規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确實充分”,達不到這個标準,就應該繼續取證,那麽從證明程度上說,就應該和法庭判決所适用的标準同一。雖然到法庭上,法官還要以同樣的标準對案件事實、證據進行檢視,而且很可能得出與檢察機關不同的結論,但那隻是判斷主體的變化而已,并不表示判斷标準的提升。如果提起公訴的檢察機關主動降低證明标準,那麽到法庭上仍不可避免的要面對和法官同樣的證明标準,要承擔敗訴風險,此舉毫無實際價值。實踐中有人根據分層理論,認爲,檢察機關沒有必要要求公訴證據标準必須達到最終足以定罪的程度,3有的檢察官還認爲,起訴無須按照法院作有罪判決的證據标準要求偵查機關找到所有可能證實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證據材料。這些觀點表面上看是爲檢察機關起訴活動松綁,其實不具有操作性,是極其有害的。

                應該注意到,英美法系一些國家對起訴采用較低的證明标準是有其特殊司法環境的。他們的檢察官不具有對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批準權,檢察官對警方的辦結的案子是收案不收人,逮捕拘押犯罪嫌疑人要向法官申請令狀,在我們看來法官的責任性就更大些,正是基于此,檢察官的起訴也要經過治安法官或大陪審團的批準,非審判法官要防止檢察官不負責地濫用訴權而侵犯人權(有理由懷疑實際上也爲防止使自己簽發的逮捕令狀發生更嚴重後果而擔責)。這種人案分離的環境下,檢警關系很緊密,使得非審判法官實質上擔當了大陸法系檢察官的一些職責,檢察官提起起訴的标準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我國偵查終結的标準,當然是較低的。而我國則完全不同,檢察官自己批捕或決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自己起訴,必然要承擔更大責任,在沒有相應訴訟風險保證措施的環境下,在起訴證明标準上起碼要高到足以定罪的标準才行,這與國外起訴的較低标準土壤不同,但效果相當,故沒有移植該标準的必要。有人就此建議,在我國也應增設制約檢察官的治安法官,控制起訴權,以适應不同的證明标準。4這種不惜以違憲爲代價,通過增設機構之類兵棋推演的方法來迎合國外理論的建議,無疑是削足适履。

                實踐中分層論在重大疑難案件的處理上尤其容易得到響應。如某檢察院網站上一案5:某夜,二女在酒吧娛樂,女甲被前男友丙叫至酒吧外,須臾,女乙來到酒吧外,見甲已倒地流血,丙在甲旁,周圍無人。丙攔車将甲送到醫院後便不知去向,後甲因失血死亡。有證據證實:丙與甲此前因解除同居關系而有隙,丙曾打過甲。丙歸案後稱:當日與甲在酒吧外遭搶劫,歹徒将甲紮死,後因害怕連累才逃逸。該案應否起訴,某司法機關中一觀點認爲,本案僅以公訴方的證據,并不能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丙有罪,不應提起公訴;一觀點認爲,丙有作案動機,而且案後逃匿,雖不能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丙有罪,但丙作案的可能性很大,根據懲治犯罪的政策,應提起公訴,因爲排除合理懷疑是審判的标準,不是起訴标準。筆者認爲,現有證據無法認定丙實施了犯罪行爲,達不到足以定罪的标準,就不能起訴,豈有爲了所謂懲治犯罪或者因爲“死了人、有民憤”而起訴之理?即使檢察機關爲了懲治犯罪而甘冒敗訴風險,在判決并不支持起訴的情況下懲治犯罪的力度又從何體現?對此,主張起訴的人肯定會有法院“萬一能判”的疑問,甚至認爲檢察機關對疑案做了不起訴,會不會萬一放縱了罪犯。筆者認爲,運用同樣的證據和标準來判斷案件事實,如前所述,不論法官、檢察官其效果并無二緻,隻不過是判斷主體不同而已,“萬一能判”論者下意識地認爲法官的判斷能力高于檢察官,顯然失當。 正如有的學者所言“ 決不是因爲審判人員比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更高明……法官作爲最後一個對此問題作出評判的主體,如果他認定指控事實已經達到證明标準的要求,在實質意義上,這一判斷……是在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判斷基礎上的進一步确認,其中包含着偵查人員、檢察人員的判斷以及法官對此判斷的贊同。” 6所以, 檢察官審查案件時同樣要履行客觀性義務,理應通過合理聽取各方意見等方式,獨立、公正無偏地做出結論,不能因爲社會壓力而倉促“換手”處理。今年年初剛剛得到糾正的雲南孫萬剛案件,孫萬剛經曆了由死囚到無罪釋放的驚險曆程,作爲司法機關應該慎重反思,不能對判決存僥幸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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