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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05 15:02:15
      來源:湖南自考網
      内容提要 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已經成爲新時期受賄犯罪的穩定形式。因爲檢察機關很難證明犯罪嫌疑人之間的共同故意,此類犯罪規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諾骨效應,與受賄的“高壓”、“高發”有直接關系。針對此類犯罪,筆者主張,犯罪嫌疑人拒絕承認共同受賄的故意時,檢察機關根據請托人的證言,親屬收受财物的事實,請托人與工作人員的公務關系,推定國家工作人員與其親屬共謀受賄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當證明力反證的除外。
      關鍵詞 國家工作人員 親屬 共同受賄 故意 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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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檢正義網“貪官檔案”公布的貪官中,國家工作人員(下稱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的比例爲81%;浙江和山東等紀檢部門向新聞界披露,夫妻聯手作案率高達90%以上; 湖南省近三年發生13件廳級幹部受賄大案,其中12件是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受賄金額少則幾百萬元,高則達二千多萬元。官員與親屬勾結受賄 ,以前也有,國外也有,但高達90%的比例,是近年受賄犯罪的主要特征。親屬參與工作人員的受賄,已經成爲受賄的主要形式。 此類受賄的手法是,由工作人員負責爲行賄人辦事,親屬負責收受賄賂,如果案發,工作人員堅決不承認知道親屬收受之事,聲稱沒有受賄故意。受賄人之間因爲有親屬關系,便于形成分工受賄的意圖;外界對受賄人之間受賄意圖的形成和存在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接受偵查訊問中,親屬基于利益的關聯性,一般隻承認自己收受了财物,不會承認将收受之事告知了工作人員。許某某案就是典型,中紀委、最高檢、浙江高檢,都将許某某案定性爲受賄和濫用職權嫌疑,但甯波市檢僅以濫用職權罪起訴,因爲無法證明許某某對自己的妻兒收受他人700萬元财物的明知。 因此,紀檢檢察很難取得共同受賄故意存在的證據,雖有行賄人證言、賄賂物證、公務關系證據,但無法滿足受賄罪的認定條件。靠“心理戰”等偵查技巧取得證據,不能有效地揭露、制裁和預防受賄犯罪,因此犯罪嫌疑人規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據湖南省某檢察院統計,判決有罪案隻占受賄舉報數的0.89%,而舉報數僅是懷疑數的極小部分。 從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的角度看,反賄的法律已經異化成受賄的誘餌。此類受賄的高成功率,已經成爲受賄的催化劑,與受賄的“高壓”、“高發”有直接關系。 

      一、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故意的内容
      根據主觀要件的基本要素,受賄故意由取得他人财物的的認識因素、意志因素和利用職權爲他人謀取利益的認識因素、意志因素構成。取得他人财物的故意和利用職務之便爲他人謀取利益的故意之間應具有關聯性,基于請托人向工作人員提出了請托事項這一事實,産生收受财物故意和爲他人謀取利益故意。取得财物的故意與利用職務之便爲他人謀取利益的故意之間應具有因果性,即利用職務之便爲他人謀取利益的故意是原因,取得他人财物故意是結果;或者取得他人财物是原因,利用職務之便爲他人謀取利益是結果。
      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犯罪中,工作人員利用親屬這個中間環節,把受賄犯罪複合行爲分解爲兩個單一行爲,一是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爲他人謀取利益,另一個是家屬負責取得财物,這兩個行爲,由一個共同的犯罪故意指引,但這個共同的犯罪故意,存在于兩個以上犯罪嫌疑人之間,因此必須從工作人員與親屬兩方面考察共同受賄故意的内容。
      (一)親屬對利用職務之便的明知
      司法實踐中,親屬一般知道自己利用了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但也可能沒有意識到:第一,請托人把行賄的用意隐藏得很深,隻是以看朋友、老領導、老鄰居、老同學等名義給親屬送禮,請親屬代收并轉達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在知道親屬收受禮物後,并沒有向親屬挑明請托人的真實用意,那麽,親屬可能始終不知道自己利用了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第二,工作人員要求請托人把賄賂交給自己的親屬時,不要暴露事實真象,以免節外生枝,親屬很可能一直以爲是朋友的饋贈,從而不具有對利用職務之便的明知。因爲親屬始終不知道客觀上自己是利用工作人員職務之便,主觀上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的意思,所以不能認定共同受賄罪,而隻能以受賄罪制裁工作人員。
      親屬打着工作人員的旗号,向請托人索要或勒索财物,而工作人員并不知道,也沒有“授權”,這能否認定爲利用職務之便的明知?可以,因爲親屬利用工作人員職務之便的方式是“虛拟的”,與工作人員本人利用自己職務之便不同,那是實在的。但是根據此種情況,并不能認定親屬的受賄罪,因爲主體不合格。如果索要數額較大,可定詐騙罪;如果勒索數額較大,可定敲詐勒索罪。
      親屬對利用職務之便的明知,有五層含義:請托人給我這筆财物,目的是爲了利用工作人員的職權;如果我收下這筆财物,可能促成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爲請托人謀取利益;如果工作人員沒有擁有請托人所需要的職權,請托人不會給我送交财物;作爲權錢交易,我能占有這筆财物;占有這筆财物是由自己和工作人員共同完成的。
      從實踐中看,親屬對自己利用工作人員職務之便的明知,有以下幾種形式:第一,按生活常識得知,請托人收受請托人的财物時,雖然請托人沒有言明真實意圖,但是親屬明白請托人利用工作人員職權的目的,送禮人不明講,是爲了避免某些麻煩,大家心照不宣。第二,請托人明确告知,自己有事想請工作人員幫忙,希望親屬在工作人員面前“美言”。第三,工作人員告知親屬,有人找他辦事,如果請托人來送财物就收下;甚至暗示親屬在請托人沒有主動送禮時,可以适當地提示請托人。第四,按慣例而明知,請托人在送禮時沒有明确告知親屬利用工作人員職務之便的意圖,工作人員也沒有告知親屬請托人的意圖,但請托人、工作人員和親屬在以前有過類似的“合作”。第五,經第三人提醒,親屬明白請托人的真實意圖。
      (二)親屬利用工作人員職務之便的決意
      如果親屬明知請托人利用工作人員職務之便的意圖,作爲後續心理活動,會出現三種狀态:拒絕請托人的請求;對請托人的請求不置可否,既不表示願意幫忙,也不表示拒絕,實際上是婉拒,或者親屬害怕工作人員批評而不敢表态;承諾或默認爲請托人“說話”。
      用什麽标準衡量親屬形成了利用職務之便的決意?主要有二種方式:如果親屬明确答應請托人,就形成了決意;如果沒有明确答應,則看親屬是否收受了财物,如收下,則表示有利用職務之便的決意。
      當然,親屬把利用職務之便的決意貫徹到底,要看親屬是否向工作人員轉達了請托人的意圖。這個轉達程序的完成,明示或暗示皆可。
      (三)親屬确實知道收受的财物爲賄賂
      與利用職務之便相聯系,親屬如果明知請托人想利用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那麽必然對所收受的财物的性質是明知的。“從司法實踐看,行賄人向公職人員家屬交付财物時,其家屬不明來意時,一般都會表明其意圖,明确提出請托事由,而不會放下财物不明不白地離開。因此,家屬出面接受财物,對行賄人的目的意圖是知道的,财物的賄賂性質是清楚的。” 筆者基本同意這種觀點,但還必須種排除四種情況:第一,親屬與請托人以前是親朋關系,也沒有權錢交易的先例,請托人送交财物可以理解爲禮尚往來。第二,請托人将财物送交親屬時,僞稱請其代管或托管;親屬在不太長的合理期限内占有送交的财物,不管請托人的真實意圖如何,親屬的主觀狀态可以理解爲暫時保管。第三,請托人把賄賂的用意隐藏得很深,隻是以朋友名義給親屬送禮,請親屬代收并轉達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在知道親屬收受禮物後,并沒有向親屬挑明請托人的真實用意,那麽,親屬可能始終不知道自己收受的是賄賂。第四,工作人員要求請托人把賄賂交給自己的親屬時,不要暴露财物的賄賂性質,親屬很可能一直以爲是朋友的饋贈,從而對賄賂的性質沒有明知。
      親屬對賄賂性質“明知”形成的分類:與工作人員預謀而明知;應工作人員告知而明知;應請托人告知而明知;應第三人告知而明知;按先例而明知;因猜測而明知。
      (四)親屬形成了占有賄賂的決意
      親屬形成對賄賂的明知以後,不一定形成受賄決意,隻有當他最終接受财物并處置财物時,才形成占有賄賂的決意。這種決意的形成,除了親屬自己陳述和辯解外,外人是無法知道的,隻在通過親屬的行爲來判斷,這就必然涉及親屬受賄的客觀方面。形成決意的判斷标準有二:親屬收下請托人的财物;以處理自己财物的方式處理該财物,例如把貨币類财物,以自己的名義存入金融機構,或者投資,或者捐贈,或者購買商品。
      (五)工作人員對利用職務之便的明知
      工作人員在利用自己職務之便時,顯然是明知的,但在利用他人的職務之便時,是否明知既利用了他人的職務之便,也利用了自己的職務之便?在司法實踐中,很多工作人員隻意識到其中之一,例如,甲工作人員受乙的請托,到丙工作人員處辦事,甲可能認爲這與自己的職務行爲無關,或者認爲丙工作人員是看在甲自己的面子上爲乙辦事,又沒有接受乙的請托和财物,也不屬于利用職務之便爲請托人謀利的行爲。那麽,認定工作人員對利用職務之便的明知,應以明知利用自己職務之便還是明知利用他人職務之便爲标準?筆者認爲,利用他人職務之便時,必然同時利用了自己的職務之便,刑法第383條強調“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和“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爲”,原因就在于此。客觀上如果隻利用本人職務之便,謀利行爲就不能完成,反之,如果隻利用他人職務之便,也不能達到謀利目的,因此必然認定同時利用了本人和他人的職務之便。司法實務中把利用職務之便的明知作爲免證事實對待,根據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的行爲,認定其有利用職務之便的明知,這與案件的客觀真實不一緻,出現認定事實與客觀事實的矛盾,但是不能以工作人員不知利用了職務之便作爲規避第383條的理由,實務中回避了這一矛盾。如何在理論上化解這一矛盾?筆者認爲,可以把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的“不知”理解爲誤解,因爲刑法并不因爲誤解而免除刑事責任。因此利用職務之便時便有利用職務之意,利用他人職務之便時也有利用自己和他人職務之意。
      利用職務之便的明知的内涵是什麽?即工作人員認識到自己的行爲是權錢交易,将損害自己的廉潔性和公務處理的正常秩序。如何界定工作人員産生了利用職務之便明知的時間?有二種情形:如果請托人直接向工作人員請求,明知就随之産生;如果是向第三人如親屬請求,随第三人向工作人員轉達請求時産生。
      (六)工作人員對利用職務之便的決意
      認識到請托人或親屬要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但是工作人員不一定就真正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有一個選擇的過程,有二個相反的選擇結果:同意或不同意,如果同意,意味着形成了利用職務之便的決意。這種同意既可是明示,也可以是默認。
      (七)工作人員對賄賂性質的“明知”。
      在客觀實際中,工作人員對親屬收受賄賂的“明知”,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與親屬預謀:工作人員與其親屬在實行共同受賄行爲以前,進行了預謀,那麽工作人員對親屬收受賄賂的行爲,應該知道。與請托人親自約定:工作人員與請托人約定,滿足請托人的要求,同時爲了财物收受的便利,要求請托人将财物交給自己的親屬。親屬告知:起初工作人員不知道請托人行賄的意圖和行爲,請托人将财物交給工作人員親屬後,在适當時候以适當形式,親屬讓工作人員了解了這一情況。請托人告知:請托人事先沒有向工作人員打招呼,将财物送給親屬之後,将這一情況在适當時候以适當形式,讓工作人員知道。親眼看見:工作人員與請托人或者自己的親屬沒有預謀,在請托人向自己的親屬送交财物的過程中,工作人員親眼看見了這一行爲。親耳聽說:工作人員與他人交往時,偶然聽到請托人向自己的家屬送了财物,如請托人與第三人說起,或請托人與自己的親屬說起,或自己的親屬之間說起,或第三人之間說起。慣例行爲:在某個具體的請托人行爲中,請托人、親屬和第三人沒有告知工作人員收受财物的情況,但是在以前的生活和工作中,形成了一個請托慣例,例如,在第一次托過程中,請托人找到親屬,并送給财物,然後由親屬向工作人員說情,從而辦成了事情,今後隻要親屬很樂意爲某個人辦事,就知道親屬得到了好處;或者在第一次請托過程中,請托人先給親屬送交财物,然後去找工作人員辦事,并暗示送交财物的行爲,從而辦成事情;今後隻要同一請托人辦事,請托人雖然沒有暗示,但工作人員知道慣例,從而順利爲請托人辦事。 猜測得知:工作人員根據請托人或者自己的親屬的言行舉止,結合當時當地的背景以及其他情況,猜測自己的親屬得到了或将得到好處 。偶然發現:工作人員爲請托人謀取利益的過程中或者前後,偶然發現自己親屬的财産狀況發生了變化,經過間接了解,得知是請托人送交的财物。 
      (八)工作人員占有賄賂的決意
      工作人員明知親屬收受财物以後,不一定實施受賄行爲,隻有具備了下列情形之一,工作人員才形成占有賄賂的決意:使用或者處置賄賂;承諾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爲請托人謀取利益;利用自己的職務便利實際地爲請托人謀取利益。

      二、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故意證明是檢察機關很難突破的堡壘
      (一) 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故意的特點
      因爲工作人員與親屬之間的親緣關系,其共同受賄故意有明顯的特征:
      便利性:由于工作人員與親屬之間的密切關系,甚至就生活在一個家庭裏,無論是心理上還是空間上,都有溝通的較好條件,達成共同受賄犯罪故意比較方便。甚至隻通過一次交談就形成了,二者之間既不要談條件,也不必借助第三者,更不要借助複雜的物質基礎,基本上是“嘴上功夫”。
      簡潔性:基于工作人員與親屬之間的信用關系,以及相互之間生活氣息的熟悉,一句簡短的話、一個簡單的手勢,甚至一個眼神,就能達成一個共同受賄的故意。 如果工作人員與親屬有共同受賄的先例,在後繼的受賄犯罪中,工作人員和親屬達成新的犯罪故意非常容易,在一個親屬共同受賄案的偵查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問:你代請托人向你父親請求時,是否把收受賄賂的事情告訴了你父親?答:沒有。問:那你父親爲什麽願意爲請托人謀利?答:父親說過,沒有送禮的就不要理他!這裏,女兒隻要請父親辦事,父女之間就達成了受賄的共同故意。而在普通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之間的共同故意要經過較長時間和較多環節才能達成,首先犯罪嫌疑人之間要取得犯罪技能的了解,然後在犯罪的目的、手段、時間、地點、犯罪工具、聯結方式、具體分工、贓物分配等方面都必須達成一緻,才能形成共同故意。
      封閉性:按辯證唯物主義的偵查觀點,犯罪過程總會留下特定的痕迹,工作人員與親屬再狡猾,也必然會留下共謀的蛛絲螞迹,這就爲證據的獲得提供了客觀可能。但是親屬共同受賄的故意,不僅是隐晦的,而且是封閉的。工作人員與親屬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裏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賄犯罪意圖形成過程,外人不能輕易看到;在偵查過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裏留下什麽有形證據,也易及時處理,不至于讓偵查機關拿到有罪證據。
      穩定性:基于工作人員與親屬是特殊關系,一旦形成犯罪意圖,就能比較穩定地存在,甚至成爲一種慣例,配合默契,并不因衆多的受賄分子落網而恐懼而放棄。而在普通犯罪中,共同犯罪嫌疑人之間的犯罪故意不可能穩定地存在,甚至犯罪集團之間的共同故意也不能達到這一境界。
      (二)共同受賄故意很難證明
      随着科技的發展和反貪鬥争的強化,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日趨隐蔽,反偵查、反審訊的經驗亦愈加豐富,加之犯罪分子收受财物過程中證據的“一對一”特點,緻使這類犯罪呈現出立案難、查證難、定罪難的新态勢,形成或強化了某些特征:首先是單一性。受賄犯罪相對于其他犯罪,其證據有明顯的特殊性,按刑法第42條的标準,一般隻有四類:物證如受賄的贓物;書證,如行賄金額的記載、存款單、有價證券、産權證明和消費卡等;證人證言,如第三人的證言;供述和辯解:即請托人、親屬和工作人員的供述和辯解。在證據種類上比一般的七類少得多,這就決定了受賄犯罪比一般犯罪的取證難。從司法實踐看,後三類又是四類證據中的主要來源,這三類可歸結爲言詞證據。言詞證據的特點是它的無形性,一般不會形成物理意義的證據,取得證據和固定證據相對困難,在所有的犯罪和親屬共同受賄犯罪中,是最難得到和判斷的一種證據,也是最關鍵的證據。現在的賄賂犯罪,基本是一對一的形式,除行賄受賄雙方以外沒有第三人在場,所謂“三人不辦事”,有些犯罪分子爲了進一步掩蓋犯罪,還演“雙簧”,例如,請托人到工作人員辦公室行賄,有意無意讓他人看到,工作人員堅決不受,把賄賂如大額現金當場退給請托人,還嚴厲批評和警告請托人,事後,工作人員還煞有介事地向領導和紀檢監察部門報告事情經過,暗地裏卻又把賄賂拿過來。甚至有一個稅務巨貪,還把這些“拒賄”事迹編成劇本巡回演出,在這種情況下,似乎不僅不存在受賄證據,而且還有拒賄的證據,檢察機關更難查實。其次是證明動力的稀缺性。絕大部分犯罪,都有特定的受害人,因而受害人的舉報和證明是重要的證據來源,但是,“難以獲得關于官員受賄的有用情報是一個基本問題,多數受賄罪本身就具有隐蔽和串通的性質,因此,通常很少有人控告。行賄受賄不會招緻舉報,因爲雙方都有罪,而且都從非法活動中撈到了好處。在敲詐勒索中,有一方可能是不情願的,但也不會提出控告,因爲公民對反腐敗鬥争缺乏信心。” 同時,請托人和工作人員作證時都有顧慮,從犯罪的關聯性看,他們似乎是“拴在一根繩子上的兩個螞蚱”,無論受賄人還是行賄人,其有罪的供述和辯解,既能證明對方有罪,也證明自己有罪。因此行賄和受賄雙方一般都不會主動舉報對方,甚至在偵查過程中,如實回答的顧慮仍然較大。最後是不穩定性。在偵查初期,除行賄、受賄雙方的供述或證言外,大都沒有其他證據,“由犯罪嫌疑人說了算”。言詞證據來源于對案件客觀事實的反映,最初表現爲證據主體對案件客觀事實的感知基礎上的映象,外化爲言詞形式,這個過程是一種主觀見之于客觀的能動活動,因此可能受到生理、心理、時間、地點、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和利害關系等因素影響,可能出現偏差,對案件事實的陳述往往發生變化,甚至截然相反。賄賂犯罪案件中口供和證言的這種不穩定性,使證據本已單一的賄賂犯罪更加真假難辨,證據鏈條更加脆弱。
      如果說受賄犯罪的證據難以取得,那麽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的證據取得是難上加難。親屬共同受賄犯罪的嫌疑人,智商和文化層次較高,見多識廣,心理素質較好,還具備一定的反偵查能力,正是看到了這個“漏洞”和“優勢”,犯罪時以此作爲規避法律的希望,案發以後,工作人員聲稱不知道親屬取得了請托人的财物,沒有受賄的故意,不構成受賄罪,隻承擔對親屬教育不力的行政責任和黨紀責任,從而逃避刑事制裁。
      在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犯罪的證據中,共同受賄故意的證據最難獲得。親屬共同受賄犯罪的證據主要有三類,其中請托人的言詞證據和親屬收受财物的物證,相對比較容易收集,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一,請托人在行賄以後,會産生法律制裁恐懼感,請托人與工作人員所在單位産生了或者存在過公務關系,因此一旦被檢察機關傳喚,其心理防線相對容易突破。其二,在強勢偵查壓力下,請托人有向檢察機關作證的積極性,從根本上來說,請托人的行賄是被迫的,在心底對受賄行爲有看法;請托人向檢察機關作證,可以依法作爲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自己刑事責任的依據,這與訴辯交易有相似的地方。 其三,親屬收受的财物情況,通過搜查和銀行調查等措施可以掌握。總之,請托人的行賄行爲和親屬收受财物的行爲,客觀上會産生一些社會聯系和客觀事實,這些聯系和事實把請托人、親屬、工作人員和公務單位聯系起來了,犯罪嫌疑人不能輕易隐瞞這些聯系,爲證據的獲得提供了客觀基礎。
      檢查機關盡管找到了贓物,國家公務人員的親屬也承認接受了财物,請托人也承認自己行賄的行爲,請托人與工作人員有公務關系,三個證據相互結合,形成了受賄犯罪的一段證據鏈條,但是仍然不能證明共同受賄犯罪構成的重要因素——工作人員對親屬收受财物的明知。因爲在以上三類證據中,能證明工作人員知道賄賂的隻有請托人的證言,分二種具體情況,第一,如果請托人把親屬接受财物的情況告知了工作人員,那麽請托人就這個過程和内容的陳述是直接證據;第二,如果請托人沒有直接告知工作人員,而是親屬承諾代爲告知并代爲說情,請托人就這一過程與内容的陳述是間接證據。根據這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不能确證工作人員明知親屬收受了财物,就不能确定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的故意,理由有二,其一,請托人的證言與工作人員及其親屬的辯解屬于同一證據類型,其證明力相同,因此,就工作人員對親屬财物的認識狀态的證據之間的矛盾是明顯的。其二,孤證不能定罪原則,對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明同樣适用,在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犯罪中,共同受賄故意是最主要的待證事實,也是案件定性的關鍵,因此必然有充分證據證明。 不能認定共同受賄故意,就不能認定其受賄罪。如果沒有造成國家和社會的重大損失,渎職罪也不能認定,其親屬也不構成受賄。如果其親屬沒有索賄行爲,也不能構成詐騙罪或者其他罪。犯罪嫌疑人最大的損失,是收受财物作爲非法所得沒收,受賄犯罪的風險化解爲零。

      三、用推定可解決共同受賄故意證明難問題
      (一)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故意推定的概念
      親屬共同受賄故意的推定, 指工作人員或者親屬拒絕承認共同受賄的故意時,檢察機關根據請托人的證言,親屬收受财物的事實,請托人與工作人員的公務關系,推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與其親屬共謀受賄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當證明力反證的除外。
      推定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拒絕承認共同受賄的故意。拒絕承認有共同受賄的“前取故意”。案發以後,工作人員表示,親屬取得請托人财物,并沒有告知本人,因此親屬取得請托人财物的行爲完全是單獨行爲,與自己的職務行爲無關,本人利用職務之便爲請托人謀利時,沒有受賄的故意,更沒有與親屬共同受賄的故意。或者拒絕承認共同受賄的“後取故意”。 案發以後,工作人員表示,在爲請托人謀取利益時,請托人并沒有送财物給親屬,在爲請托人謀取利益以後,請托人送給親屬财物,或親屬向請托人索取财物,本人并不知道,收受行爲與職務行爲沒有關系,本人沒有受賄故意,也不存在與親屬共同受賄的故意。拒絕承認對賄賂的明知。案發以後,工作人員或親屬表示,收到請托人送交的财物屬實,但本人并不知道該财物的賄賂性質,因此不存在與工作人員共同受賄的故意。拒絕承認對工作人員的告知。案發以後,親屬表示,沒有将取得财物的情況告知工作人員,因此沒有與工作人員共同受賄的故意。
      推定的證據範圍僅僅限于共同受賄的故意,其他相關事實必須由檢察機關證明。推定的犯罪形态僅限于既遂,不能适用于受賄犯罪預備、中止和未遂。
      推定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其一,請托人的證言,指進入司法程序以後,請托人就行賄的動機、對象、時間、過程、結果、種類和數量,自己與工作人員之間形成的公務關系,向檢察機關所作的供述或證明。請托人的證言有其特點,請托人是行賄的直接行爲人,也是行賄犯罪的利害關系人,其證言的可靠性較大,并且是直接證據和原始證據。正因爲如此,其他目擊者、傳言者的證言不能取代請托人證言作爲推定的條件。其二,親屬取得财物的物證。親屬取得财物有五種類型:收受、索取、無奈而暫時收下轉化爲所有、代管轉化爲所有、借貸轉化爲所有。取得的标準是,親屬以處理自己财物的方式處理了所得财物。其三,請托人與工作人員的公務關系。案發以前,請托人與工作人員所在單位及影響力所及單位形成了公務關系,并且工作人員在促成公務關系過程中起了積極作用。以上三個條件缺一不可,如果沒有請托人的證言,就沒有取得财物法律性質的直接證據和原始證據;如果沒有親屬取得财物的事實,就不能确定贓物,就沒有贓物性質的原始證據;如果沒有形成業務關系,就不能證明利用職務之便爲請托人謀取了利益的事實,就沒有公務行爲性質的原始證據;三個條件相互結合,形成了受賄犯罪的證據鏈條,盡管鏈條并不完整。
      推定的目的是推定工作人員與其親屬有共謀受賄的故意。通過推定,檢察機關可以排除證明困難。反證可以排除推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能提供證據,證明推定的故意不存在,經過檢察機關查實,可以排除推定的适用。
      (二)檢察機關的舉證責任
      檢察機關必須向法庭證明以下事實:其一,關于親屬收到請托人财物的事實。請托人或其代理人姓名及其背景資料;親屬的姓名及其背景資料;請托人送交賄賂的時間、地點、方式,賄賂的種類、形狀、金額、處理、去向的證明。其二,關于親屬對賄賂明知的證明。請托人是否向親屬明确提出請求事項的證據;工作人員是否指示親屬取得請托人賄賂的證據;第三人是否告知親屬賄賂性質的證據;親屬取得請托人賄賂是否屬于慣例的證據;親屬是否向請托人承諾的證據;親屬是否要求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爲請托人謀利的證據。其三,關于親屬占有賄賂決意的證明。親屬明确表示願意收下賄賂的證據;親屬事實上收下賄賂的證據;親屬以所有權人的方式處理賄賂的證據,如消費、存貸、投資、出借、轉贈、捐獻等。其四,關于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爲請托人謀利的證明。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與請托人達成謀利意向的證據;在公務決策過程中,工作人員支持請托人利益的證據,如向主管領導代爲請求的證據,交待下屬爲請托人辦理有相關事項的證據,決策會議中表達意見的證據,向請托人透露不該透露的信息的證據等;相關文件中簽署意見的證據;決策過程不符合法律規定或相關内部規定的證據;請托人獲得相關利益的證據;謀利行爲給他人、集體或國家正當利益造成損失的證據;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爲請托人謀取利益與親屬取得賄賂因果關系的表面證據,即二者之間從一般常識來看有其關聯性——時間相距不遠、金額大體相當,受賄犯罪是一種權錢交易,是市場經濟等價交換原則在權力領域的一種扭曲體現,因此,“權”與“錢”之間往往大緻呈比例關系:即受賄人利用權力爲行賄人謀取的利益越大,則其受賄收益越大;或受賄人違法、渎職程度及風險越大,其收益也越大;因此,這種比例關系反過來往往能有力地印證受賄事實。其五,檢察機關取證程序合法的證據。非法證據包括四種情形:證據内容不合法,證據表現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證據的人員不合法,收集、提供證據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是否要求檢察機關對自己提出的證據需要一一證明其合法或者不是非法證據?并不需要,隻有聲明義務,而沒有證明義務。如果認爲檢察機關取證非法,則應由被告人舉證證明。其六,關于被告人反駁是否成立的證明。從邏輯上證明反駁證據與基礎事實存在明顯的矛盾,證明反駁證據之間的矛盾不能消除;證明反駁證據不存在;證明反駁證據來源非法;證明反駁證據證明效力欠缺。其七,關于訴訟意見的證明。如果檢察機關根據基礎事實的證據和否定反駁事實的證據,認定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犯罪,向法庭提出判決被告人有罪的公訴意見,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标準,即法庭形成被告人犯罪的内心确認。經過法庭辯論,達到了以下效果才能提出有罪的公訴意見:基礎事實不可動搖;推定事實沒有受到實質性和整體性反駁,所謂實質性反駁,即證明了推定事實的某個環節不存在,所謂整體性反駁,即反駁證據形成了證據鏈條。作爲檢察機關舉證責任的總體要求,單個證據和證據鏈條都必須建立在直接證據和原始證據基礎上,間接證據和傳來證據可以作爲輔助證據,但原則上不能作爲定案的主要基礎證據。作爲例外,如果在某個非主要事實環節上,沒有直接證據或原始證據,但有多個間接證據或傳來證據證明,可以根據補強證據規則 ,認定與原始證據和直接證據同等的證明效力。
      (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舉證責任
      工作人員及其親屬如果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對偵查人員的提問,能夠如實回答,案件事實清楚了,不管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共同受賄行爲,在法庭審理中,都不必适用推定程序,按普通程序審理即可,在法庭審理中,工作人員及其親屬不再承擔任何舉證責任。
      如果工作人員及其親屬在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沒有如實回答,是否存在共同受賄的故意,仍然是一個疑問,那麽在法庭審理中,就可适用推定程序。在适用推定的過程中,工作人員及其親屬如果承認有共同受賄的故意,則不再承擔任何舉證責任,因爲事實已經清楚;隻是在量刑時,如果法庭沒有注意到坦白的情節,有權要求法庭充分注意自己的坦白情節。
      如果工作人員及其親屬主張自己無罪或罪輕,則必須向法庭提出以下證據:工作人員與親屬之間沒有共同受賄的故意的證據;基礎事實不存在的證據;檢察機關取證非法的證據。
      其一,對基礎事實的反駁。親屬可以證明,沒有收到請托人财物的證據,如果請托人是通過第三人或郵寄等間接形式向親屬送交财物,可以自己通過與請托人或代理人質證或郵寄業務單位的證言,證明自己沒有收到财物。或者證明自己沒有接受請托人财物,在承認請托人确實曾送來财物的前提下,證明自己堅決不收、讓請托人或其代理人當即就帶回了财物,或者當時無法拒絕或抵制請托人或其代理人的送交行爲,對方把财物放下就走了,後來自己想方設法退還了财物,并願意與請托人或其代理人質證,如果是通過第三人退回财物,可以請第三人作證,如果是通過郵局或銀行退回的,可以提交收據、回執或承辦機構的業務記錄,如電子記錄、業務記錄存根等。或者在無法或不便退回請托人時,把财物交給了紀檢機關、公安機關、法院或其他機關,自己沒有占有财物,有相關收據、回執證明。親屬可以證明自己雖然曾長期占有請托人财物,自己并沒有接受的故意,長期沒退回有客觀原因,如當時沒有聯系上請托人,或雖然聯系上了,請托人沒有來取;或者曾經将财物送回了請托人,但請托人後來又将财物送了回來,可以質證;或者自己當時确因事務較多,沒有及時處理,但日後又忘記了,有公司領導或第三人的證言;或者自己出國了,沒有來得及處理請托人财物,委托第三人退回,因第三人的原因,或其他客觀原因,沒有及時退回,有第三人的證言或其他證據證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人情往來,因爲自己曾經利用本人的個人便利爲送禮人辦了事,如爲送禮人翻譯了文件等,或者是朋友之間的一般往來,如生日禮物,自己也給對方或第三人在相同情況下送了相應禮物,有第三人的證言或家庭财物記錄證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合法報酬,因爲自己是請托人的雇員,其他相同資曆的人也享有同樣待遇,有第三人的證言或公司财務支出記錄證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正當的投資收入,如合夥、合股等,有企業章程、出資證明爲證據。雖然後來規定親屬不能經商辦企業,但接受他人财物是解決曆史遺留問題,或者雖然合夥合股不符合黨紀,但不屬于法律問題。或者證明,自己接受了他人财物,但确實不知是賄賂,送禮人當時對自己說,這筆财物是作爲自己親屬——工作人員的老朋友送的禮物,并且保證不會請求老朋友爲自己謀利,絕對不是行賄,因金額不是很大,對方又很富有,所以相信對方而收下了禮物,可以與送禮人質證。或者工作人員告知自己,是其老友來訪,要自己好好接待,老友送來了禮物,就收下了,可以與送禮人質證。或者證明自己接受他人财物,是一般的借貸行爲,有借貸協議或合同,并且自己履行了相應協議或合同,有相關書證證明,并可以與出借人質證。或者證明自己雖然知道請托人行賄,所送财物是賄賂,但自己沒有占有賄賂的意思,把賄賂以請托人的名義,轉贈或捐獻給了第三人,有書證或證言證明。
      工作人員可以證明,自己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爲請托人謀利,自己在請托人與本單位的公務關系形成過程中,完全是按規定辦事,在同一公務上,對待類似的人是相同的态度、程序和标準,有辦公記錄、會議記錄、财務記錄、同事證言和其他公務相對人的證言證明。工作人員及其親屬可以證明,檢察機關的證據是非法證據,如有威逼利誘行爲;或者證據證明力欠缺,如某個事實隻有單一證據,或者不是直接證據或原始證據。
      但是,有以下幾種情況反駁無效:沒有反駁,或稱“消極反駁”;不等價交換掩蓋下的權錢交易反駁無效;以接受财物沒有給他人、集體或國家造成損失甚至增加了利益爲由的反駁無效;以沒有動用賄賂物爲由的反駁無效;以不知禮物實際價值爲由的反駁無效,因爲憑常識,請托人爲謀取較大利益,不可能隻送十幾元的禮物,況且憑常識,一般能識别出禮物的價值。
      其二,對推定事實反駁。親屬可以證明,自己接受人了他人财物,雖然自己财迷心竅,但是不敢把敢把情況告知自己的親屬——工作人員,怕連累工作人員,就獨自處理了該财物,一直沒有告知工作人員,工作人員也一直不知道此筆财物,該财物放在自己的“小金庫”裏,有家庭财務記錄和财物現狀證明。或者自己接受了請托人的财物,也告知了工作人員,并請求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爲請托人謀利,但遭到了工作人員的嚴辭斥責,要求自己立即退回财物,自己表面答應立即退回,但事後沒有實際去做,工作人員追問此事時,自己謊稱已經退回了财物,因此工作人員與自己接受财物沒有實際關系,可以與工作人員和請托人質證,或以家庭财物記錄證明。或者自己在知道請托人有求于工作人員時,向請托人索取财物,也得到了财物,但自己是打着工作人員旗号騙取财物,并沒有真正想告訴工作人員并與之共同受賄,也沒有把自己索取财物的行爲告知工作人員,請托人後來辦成了事情,與自己索取财物無關,可以家庭财産記錄或工作人員辦事過程作爲間接證據證明。
      工作人員可以證明,自己對親屬接受或索取請托人财物的行爲确實不清楚,自己不在現場,請托人沒有告訴自己,親屬也沒有告訴自己,也沒有受賄慣例,可以質證;或者從親屬取得請托人财物起,到請托人與自己所在單位形成公務關系止的期間裏,自己沒有與親屬進行任何聯系,既沒有回家也沒有通過電話,親屬也沒有來過,有值班記錄、電話清單和同事證言證明。或者請托人雖然告訴了自己送給親屬禮物的情況,但當時自己堅決拒絕,嚴辭批評,要求請托人将财物取回後再來辦事,請托人後來謊稱取回了财物,自己才按正常程序爲請托人辦理相關事務;或者雖然親屬告訴了自己接受請托人财物的事實,但自己堅決不同意,要求親屬退回财物,并事後追問此事,親屬謊稱已經退回财物,确實不知道親屬撒謊,可以質證,或以第三人證言證明。或者自己确實知道親屬接受了他人财物,自己也按程序爲請托人辦理了相關事務,但是一直認爲親屬與請托人之間的行爲是人情往來,有請托人與親屬之間的曆史慣例或第三人證言證明。或者自己一貫嚴于律已,清政廉潔,從來沒有腐敗的不良記錄,有單位同事和領導及群衆的證言證明。當然此證明一般隻有在單一指控事實且金額不大的案件中,才有說服力。
      其三,對整個推定的反駁。被告人對推定的整體反駁,司法實踐中肯定會出現這樣七種情況:第一,被告人的反駁沒有證明力,推定發生終局效力,認定被告人有罪。第二,被告人的反駁證明基礎事實不存在,從而證明推定事實不符合推定要求,此時應認定反駁成立,被告人無罪。第三,被告人的反駁證據雖然不能證明基礎事實不存在,但使基礎事實處于真僞不明狀态,此時應認定基礎事實不成立,推定無效,被告人無罪。第四,被告人對基礎事實沒有異議,但對推定事實提出了反駁證據,反駁證據證明推定事實不存在,此時應認定推定不成立,被告人無罪。第五,被告人對基礎事實沒有異議,但對推定事實提出了反駁,反駁證據雖不能徹底推翻推定事實,但使推定事實處于真僞不明狀态,此時應認定反駁成立,被告人無罪。第六,反駁證據形成了證據鏈條,但在關鍵證據上,因證據種類的證明力的局限,而仍然存在一絲合理懷疑,例如,甲是工作人員,乙是其妻子,丙是請托人,丁是甲的同事,因甲與丙在工程結算上有很大分歧,丙向檢察機關“自首”,稱工程發包前三個月,在甲的要求下,乙無償借用自己的小車至今,分文未付,也沒有付租金的表示。經檢察機關查實,甲承認曾爲乙借車一事請丙幫忙,小車仍在乙的控制之下,但是乙是租用丙的小車。在法庭質證時,控方要求甲提供租車的證據,甲稱租車合同和預付租金的原件在一次旅行中不慎被竊,有同行的丁作證;乙同時提供了租車合同和預付租金的複印件。至此,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法官内心認爲,甲乙丁的證據是真實的,但複印件的證明力不夠。此時應認定被告人反駁成立,被告人無罪,因爲複印件有補強證據。第七,被告人對基礎事實和推定事實都提出了反駁,反駁證據形成了證據鏈條,證明有力,既證明基礎事實不存在,也證明推定事實不存在,此時應認定反駁成立,被告人無罪。
      綜合以上分析,應該由檢察機關承擔基礎事實存在和反駁證據不存在或證明力欠缺的舉證責任,被告人承擔推定事實不存在的舉證責任。對于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犯罪的證明,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标準,堅持疑罪從無,也就是說,檢察機關如果提出共同受賄犯罪成立的公訴意見,法庭如果認定公訴意見成立,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排除合理懷疑,這與一般的推定的法律效果有明顯的差别。 站在被告人的立場,隻要被告人的反駁使指控事實處于真僞不明狀态,應該認定反駁有效,推定不發生終局效力。當然使推定遭到徹底反駁,共同受賄故意不存在的主張的證據能排除合理懷疑,應該成爲被告人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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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ses basic situation about families bribery crime together, criminous constitutes, use for reference experiences of putative bribery from ancientry china and the present age’world, combine national public servant’authority characteres, function of criminal policy, science basic of putative bribery, and present criminal law’ putative program, argumentation need and feasibility of putative program in law of families bribery criminal together. The article point, families bribery criminal together is a stabilization especial form in criminal together, the dark of intent of families bribery criminal together, decide that criminal should bear onus probandi finally. Prove standard is get rid of suspicion with reason, but, should give attention to the pricipal that doubt criminal should lay off. It is oppose and unify between the putative of families bribery criminal together and the putative of impecc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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