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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6 10:09:17
              來源:湖南自考生網

              湖南自學考試畢業論文是一項很重要的環節,直接影響到考生能不能順利的拿到自考本科文憑。所以湖南自考生網收集整理了湖南自考行政法畢業論文:淺談法律與信仰效力僅供同學們參考。

              摘要 自從美國學者伯爾曼的《法律與宗教》一書傳入中國後,法律與信仰問題便成了我國法學界經久不息的話題。贊成者認爲我國法治不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爲國人缺少對法律的信仰,因此樹立對法律的信仰便成爲法治建設的當務之急;反對者認爲法律信仰根本就是一種臆想,在東西方都不可能實現。但是無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都既沒有仔細考察法律本身的特點以及這些特點與法律信仰的關系,也沒有仔細考察人本身的特點以及這些特點與法律信仰的關系。法律自身的某些先天不足使得法律無法享有被信仰的殊榮,然而人自身的某些特點又使得人總是無法與信仰絕緣,所以在法律與人的關聯中信仰總是無法被忽略的,人總是在某種信仰的前見中看待法律的,正是人的在法律之外的某種信仰決定着其對待法律的根本态度。

               

              關鍵詞 信仰 法律 效力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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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有法律以來,法律的效力問題始終都是一個令人煩躁不安的問題。“使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遵守”,始終都是立法者和執法者孜孜以求的最低目标,但如何實現這一目标卻從來沒有人能交上“最後的”答卷。對于已建成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當下的中國來說,這同樣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有法不依正挑戰着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人們對法律的信心正爲此受到不斷地蠶食。所以,如何使我們已制定的法律産生普遍的效力是建設和諧有序的社會無法繞過的問題。爲保證法律産生理想的效力,人們設計了各種各樣的方案。如用國家強制力來保證法律實施;用制定最大限度滿足人們需要的法律來保證法律得到實施;用分權制衡來保證法律的實施;用普法宣傳來保證法律的實施等等。而其中,随着美國學者伯爾曼教授的《法律與宗教》一書的問世,他所提出的“法律應該被信仰,否則它将形同虛設”,使人們在探讨法律效力問題時似乎又看到了一條新的道路。

               

              在《法律與宗教》一書中,伯爾曼清楚地指明,他之所以慎重其事地将法律與宗教信仰相勾連,因爲他看到了當時他所身處的美國,人們正日漸失去對法律的信任,而且他認爲之所以如此,“便是法律與宗教的截然分離” 。故此,他認爲,“沒有對法律中的宗教要素予以充分的注意,我們就消除了它實施正義的能力,可能甚至奪去了它生存的能力。” 所以,伯爾曼在他的一系列的法律與宗教的著作中,都秉持其用宗教來拯救法律的信念。當伯爾曼的著作介紹到中國後,立刻引起了強烈的、經久不息的反響。隻是我國學者在探讨這一問題時,其視阈與伯爾曼已經有所不同。我國學者将伯爾曼的“宗教信仰”視阈擴展爲整個信仰,我們是在“信仰與法律”的角度來探讨法律的效力問題,而不僅僅是宗教信仰與法律效力問題。在長達二十餘年的對這一問題的讨論中,我國法學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二大派。一派接過伯爾曼的觀點,承認信仰對法律的重要性,并把缺乏對法律的信仰視爲我國法治不彰的重要原因,正如陳金钊所言:“其實法律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夠)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員和公衆普遍存在的對法律信仰不夠(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存在)” ;範進學也同樣認爲:“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困境何在?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還是權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權廢法?在筆者看來,上述問題僅是中國法治建設的表層特征的一個反映,是當前中國曆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傳統文化的以及道德的諸多因素整合的内在矛盾的外觀。這一困境也可歸結爲法律不被信仰。” 一句話,伯爾曼的“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成爲贊同派建造我國法治大廈的共同基石。而反對派則認爲“在今天的中國,對比西方國家,宗教對中國法律與社會的影響并沒有那麽明顯。忽略了伯爾曼所提出‘法律應該被信仰,否則它将形同虛設’的背景,盲目要求人們信仰法律可能會對這個正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造成危害。”更有論者認爲“‘法律信仰’一詞在當今中國早已成爲一個幾乎人人稱頌的概念,但在這個初看起來似乎極有利于中國法制建設的概念背後,卻隐藏着極大的危險,這種危險就是對自由這個人類基本權利的侵犯。所以法律信仰的呼喚是中國人面對法律現狀一種絕望的表現,這不但不是如哈特所說的以‘内在觀點’服從法律,反而是受法律現實強迫的一種反應。” 結論就是“所以,在中國的法治化進程中,首先應該樹立法律權威和法律至上的觀念,而莫妄談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不僅在實踐層面上不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在理論上也存在着問題。換言之,法律信仰本身在理論上就是不可欲的。” 甚至幹脆斷言“‘法律信仰’是缺乏論證的臆想,在西方不可能成爲事實,在中國也同樣不應該存在市場。”

               

              那麽,我們到底應該如何面對法律與信仰問題呢?面對上述針鋒相對的二派意見,我們是否應當擇一而從,抑或我們可以找到第三種立場呢?本文的意圖就是要在上述二種觀點之外爲法律如何與信仰相勾連尋找新的立足點。

               

              對于意欲實現法治的社會來說,對法律的信仰是相當令人神往的。因爲信仰能使信仰對象在最低成本的情況下得以最大限度且是心悅誠服的遵從。信仰會使信仰者爲了實現其所信仰的而竭盡所能,甚至不惜爲之犧牲生命,這一點在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曆史上昭示得清清楚楚。這對當下法治建設困難重重的中國來說,實在是令人無法擺脫的誘惑。所以,當伯爾曼的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傳入中國後,信仰與法律便被當然地勾連在一起了。贊成者爲之尋找各種各樣的理由,各盡所能地論述信仰對法律實現的重要性,但是對于究竟如何實現對法律的信仰,卻又都無法道出詳盡可行的方案。有論者認爲,人之所以會信仰法律是因爲法律能給人帶來好處:“現實生活中的人們都秉有很強的實用理性,法學家們走出書齋時也是一樣。隻有當人們真正從法律或法治中得到好處、利益、方便時,人們才會真正信服、依賴法律。” “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之一就是,能夠爲人們所信仰的法律必須是能夠給人們或至少是大多數人帶來利益的” 。但該論者無法回答這種好處到了什麽程度就能夠使法律信仰實現,因爲人對好處的追求是無底線的,而如果不能回答這一問題,“好處論”就隻能是一句空話。有論者認爲,法律完善了就能赢得信仰,但該論者同樣無法回答法律完善到什麽程度法律信仰就會産生,因爲法律的完善也是無止盡的,而如果不能回答這一問題,“完善論”也同樣無法擺脫空談之嫌。……總而言之,贊成者在各自的論述中都無法爲自己觀點的實現提供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贊成者看到了信仰對法律的種種好處,但他們鋪就的通達信仰法律的道路卻沒有一條是可以行走的。“法律如何信仰,如果不能給出實在的出路,再精美的妙語也隻能是空話” 。這當然不能歸咎于論者們的搪塞和懈怠,因爲法律自身存在的種種不足使得所有支持法律信仰者都無法底氣十足地爲之呐喊,更沒有辦法鋪就一條實現法律信仰的堅實道路。

               

              影響人們信仰法律的因素大緻可以歸納爲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法律總是與強制力聯系在一起。在人類曾經有過的衆多救濟途徑中,法律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成爲一種衆望所歸的救濟途徑,強制力是最重要的原因。與法律相伴随的國家強制力總是令人生畏,因爲沒有一個人或組織有力量抗衡國家,而且法律的強制力總是與警察、法院、監獄聯系在一起。“法有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這是法的基本特征之一。” 但“信仰就如同愛情一樣,你無法強求獲得,它必須基于人們的自覺趨從、身心的依賴。” 所以,法律的強制性使得法律與信仰格格不入,因爲信仰不可能通過外在的強制力獲得,尤其是不能通過國家的強制力來實現。“隻要有外在形式的壓力,就不存在信仰。”

               

              第二,法律的利益分配性使得法律難以赢得信仰。無論給法律貼上多少形而上的标簽,當貼近法律時,我們都無法否認法律終究不過是一種利益分配的方案。無論是立法機關的争吵,還是司法機關的少數服從多數,無不在述說着法律與利益分配的天然聯系,然而,沒有一種利益分配方案能保證是絕對公正的。在法律每一個條款的背後,甚至每一個标點符号的背後都烙有各方利益主體讨價還價的印記。法律終究隻能是妥協的産物。而任何妥協方案的獲得都隻能獲得參與者無奈的一笑,無論參與者在妥協方案中獲得的利益份額有多大都不能使他全然開懷。而這樣一種“妥協方案”如何能赢得以神聖爲标記的信仰呢?所以,法律的利益分配性和無法擺脫的妥協性使得它無法登上信仰的祭壇。

               

              第三,法律的不周延性使得法律難以赢得信仰。無論立法機關的人員多麽睿智和恪盡職守,他們都不可能預見到社會可能發生的所有糾紛,并爲之事前制定好定分止争的規則。“立法者不是可預見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并據此爲人們設定行爲方案的超人,盡管他竭盡全力,仍會在法律中留下星羅棋布的缺漏和盲區,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法律都是千瘡百孔的。” 也正如張康之在《論倫理精神》中所說的“人創造的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自然的完滿性,雖然人可以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不斷地修訂和完善法制,但它永遠都不可能達到完全周延的地步,法律及其制度總會留下控制和規範能力所不及的‘死角’”。 而一個“千瘡百孔”和“死角”充斥其中的規則隻會使尋求指引者失望而去。

               

              第四,高度抽象性使得任何法律規範都無法爲人的行爲提供一個具體确定的指引。法律作爲一種行爲模式是從紛繁複雜的社會關系中抽象出來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這種概括性一方面使得人們可以用有限的規範來調整衆多的社會現象,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處于具體情景中的人們往往難以獲得具體明确的指引,尤其是法律中使用的大量不确定法律概念使得法律規範的模糊性有增無減。而這樣一種模糊性、不确定性與信仰者對信仰對象的期盼是格格不入的。信仰對象必須給與信仰者明确的允諾和期盼才能激發信仰。

               

              第五,執法不公正的難以避免使得法律無法在信仰中赢得一席之地。沒有一個國家的執法機關敢于宣稱自己絕不會做出不公正的裁決。在人類的審判曆史中,不公正的判決随處可見。從古希臘雅典城邦的蘇格拉底案到時下中國出現的餘作海、佘祥林等案件正冷酷地昭示着這一點。盡管爲了減少這種不公正,人類始終在持續不懈的努力,并且也實在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不公正終究是難與執法活動絕緣的。而信仰者對信仰對象的企盼是絕不能容忍出現這種不公正的。

               

              第六,法律的工具性使其難以承受信仰的殊榮。不管我們如何強調法律的價值屬性和形而上的特性,工具性終歸是法律無法擺脫的。工具性決定了法律本身是不能自主的,它總是要爲另一個對象而存在,而且還必有一個使用它的主體存在。而任何掌握法律、有權決定法律如何使用的主體都難免會把自己的喜怒哀樂烙在法律上--盡管人們爲避免此種弊端設計了種種制度,但法律的曆史顯明因工具性而飽受傷害依然是法律無法擺脫的宿命。這樣一種散發着“别人”喜怒哀樂的氣息并且由“别人”操縱的法律如何能赢得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信仰呢?

               

              那麽我們是否可以得出結論說,法律與信仰就應該形同陌路呢?法律是否離信仰越遠就越安全呢?我們是否可以得出結論說信仰根本無法促進法律的效力呢?

               

              法律效力的核心是指法律對人的影響力,因此,法律的效力能夠實現與否,不僅僅取決于法律本身的狀态,還取決于受法律影響的人,而這一點卻被以往的法律信仰論者所忽視。不同狀況的人對同樣的法律的服從必定不同,同樣的法律在不同的人面前其影響力也必然是不同的。所以,謀求“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遵守”除了在法律自身上下功夫外,還要關注人的狀态。忽略人的具體存在狀态而抽象地、一般地談論人的守法問題是不可能得出切合實際的結論的。

               

              我國學界中,無論是“法律必須被信仰”的觀點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是将人作爲抽象的人,在各自的論述中都忽略了具體人的具體情況,并将這樣的人與法律直接勾連。這是完全不符合人與法律的實際狀況的。每一個活生生的人都是處在特定的是非觀和價值觀之中,他的思想、情感、行爲都受其特定的是非觀和價值觀的制約。我們可以說,對于一個成年人來說,他必然是透過他自己的是非觀、價值觀來看待其外部世界,他對外部世界的反映是根源于他的是非觀和價值觀,他是在被自己的是非觀、價值觀“武裝”之後才站在世界面前(當然,從辯證的角度說,每一個人的是非觀、價值觀也不是憑空産生的,乃是在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中形成的,但無論怎樣強調這種辯證,都不能否認人總是在某種既定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之中來對待外部世界的)。因此,站在法律面前的人也必然沒有一個是抽象的,每一個人對法律的态度都是受其特定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支配,其是否遵守法律,以及以什麽樣的主觀動機來遵守法律莫不帶有其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印記,而人的是非觀和價值觀又是建立在某種信仰之上的,所以,人不僅不是抽象、赤裸地面對法律,其對待法律的态度不僅受其人生觀、價值觀的影響,更是根本性地被其信仰所左右。一個人的信仰才是決定一個人是否遵守法律以及以什麽樣的主觀動機遵守法律的最深層原因。對于一個信仰無政府主義者來說,法律的良善、完美并不能使其恪守法律;對于一個信仰上帝的基督徒來說,《聖經》的教導“你們爲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是其遵守法律的穩固根基,所以基督徒對法律的遵從并不是源于法律能夠給他們帶來好處以及法律自身的完美;而對一個信仰共産主義的共産黨員來說,遵守法律更是他的政治信仰的明确要求。

               

              由此,我們可以看見一個人在法律之外的其他信仰先在地決定着其是否遵守法律以及以什麽樣的主觀動機來遵守法律,一個人不能越過他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道德等信仰産生出對法律的真誠的遵從。而源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道德等信仰的對法律的遵守才是最穩定的遵守,隻有這樣的遵守才是法治社會所渴望的遵守。這樣一種對法律的遵守不會因爲立法和執法中的欠缺而放棄,這樣的守法者才能夠坦然承受法律的不足,這樣一種遵守反而孕育着法律得以完善所需的條件。

               

              我們現有的法律理論充分考慮到了人對自身利益的追逐性,各種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在人是“利益人”的假設的基礎之上,但這種理論忽略人還有着信仰的追求,人還是“信仰人”,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人莫不處于某種信仰之中。信仰是人之爲人的一個重要标記,“人正是借助于信仰活動而實現自我超越,信仰也據此成爲人之區别于動物的特有的和最高的精神标志。”因此,信仰對人的思想、情感、行爲的影響遠大于利益對人的影響,信仰決定着一個人追求什麽樣的利益,以及以什麽樣的主觀動機和方法手段來追逐利益。

               

              所以,爲了使法律能夠得到真正的遵守,除了要努力完善法律自身以外,培養公民的政治信仰、道德信仰和宗教信仰等信仰才是根本之道。如果公民自身沒有某種正當的信仰,僅以個人的利益權衡來決定是否遵守法律,那麽法律就永遠都隻能立在沙灘上,法律的效力也就會被逼到隻能依靠國家強制力了。那麽,有人可能會說,爲達此目的,是不是要統一信仰呢?統一信仰肯定是不可取的,也是法治社會所絕對不能接受的。但是,法治社會雖然承認并保護信仰的多元,這卻絕不意味着法治社會承認并保護公然與國家法律相反對的信仰,任何一種信仰都必須在法治的框架内栖身。也就是說,公民的信仰可以不同,但所有的信仰都必須包含着對遵守國家良好法律的承諾,并且不同的信仰可以培養出公民共同的服從法律的美德,而這才是保證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遵守的最穩固的根基。

               

              注釋:

               

              [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10,14.

               

              許章潤,等.法律信仰.南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49,149,73,134,136.

               

              杜騰.“信仰法律”的提法有違自由.群文天地.2011(8).231.

               

              張永和.信仰與權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98,183,141.

               

              歐運祥.法律的信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81.

               

              張文顯.法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42,2.

               

              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的解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178.

               

              張康之.論倫理精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138-139.

               

              荊學民.現代信仰學導論.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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