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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3 09:31:58
          來源:湖南自考生網

          以下是湖南自考本科畢業論文論行政訴訟中原被告的舉證責任。由湖南自考生網收集整理,更多相關内容可查看畢業論文”欄目。

          摘要 新的《行政訴訟法》使我國行政訴訟打開了新的格局,尤其是在決定訴訟成敗最關鍵的舉證責任方面,做出了更細緻、更合理的規定。本文從舉證責任的概念、分類和舉證責任分配的意義入手,對比了法國和德國行政訴訟中原、被告的舉證責任。并依據新《行政訴訟法》中關于原、被告在舉證方面的相關規定,分析原、被告在行政訴訟中所負的具體舉證責任,以及如此分配舉證責任的原因。最後對上述規定進行總結,指出其積極意義及本文認爲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 行政訴訟 證明責任 舉證責任分配

          一、舉證責任概述

          舉證責任是指法律規定由特定的當事人對特定的事項所承擔的提供證據證明其訴訟主張的責任,若不能提供證據,則對自己的主張承擔不利或者敗訴的法律後果。舉證責任又稱證明責任,一般可分爲兩層含義:一種是行爲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主要是指訴訟當事人就自己的主張,向法院提供證據的責任,但并不必須證明自己的主張成立或對方的主張不成立,隻要提供證據證明有成立的可能或引起合理的懷疑即可;另一種是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主要是指按實體法規則,被确定爲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必須提供足夠的、充分的證據加以證明,若其未在法定訴訟期間内提供證據抑或提供的證據無法證明其的主張,就要承擔敗訴的風險。行爲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整個訴訟中可能因爲法官臨時心證的指引而發生轉換,但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是始終确定而不轉移的。本文探讨的,主要是結果意義上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從其本質上來說,其實是訴訟風險的分配規則。它通過明确雙方争議焦點、本證以及反證,把每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具體化,在單個案件中,每個待證的事實,都隻能由一方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因爲承擔舉證責任的一方,必須提供足夠證據來證明自己的主張,否則就要承擔敗訴的風險,若其主張被對方提供的證據明确予以否定,或者在雙方提交的證據都無法确定待證事實的情況下,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都将敗訴。所以,明确舉證責任在哪方,在每個訴訟中都極爲重要。

           

          二、其他國家的行政訴訟中關于原被告舉證責任的規定

           

          在法國的行政訴訟中,當事人對其主張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在舉證有困難時,也可以向法官申請調查或鑒定。因法國的行政訴訟程序采用的是審問主義,法官可以依據當事人之間的舉證實力,對舉證責任進行分配。若原告提供的證據足以證明其主張的事實,或者使法官對行政決定的合法性産生懷疑時,法官就有可能把該部分的舉證責任移轉移給被告,此時被告就必須提供其做出行政行爲時的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在有些情況下,法律根據特定的争議對象或者當事人各自的訴訟地位,規定了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例如在納稅方面,若行政機關能證明納稅人的賬目記錄與事實不符,或納稅人無正當理由不回答某些問題,抑或他的稅務申報虛假,那就需要納稅人來證明行政機關的征稅金額錯誤。

           

          在德國法學界,“法律規範說”占據了絕對的支配地位。該學說由聞名世界的法學家羅森貝克首創提出,他對行政法律規範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分類,然後得出了他認爲的證明責任分配理論:若當事人想要證明其主張的權利,就必須針對該權利存在的法律要件提供事實依據;若想要否認某一權利存在,就必須提供所對應的法律要件事實以證明該權利受到妨害、權利消滅或權利受限。在行政訴訟審判中,德國聯邦行政法院把該理論運用到了實際的審判中,且成爲了行政法的普遍規則,也就是必須嚴格按照法條中的規定明确證明責任。在日本法學界,該理論也在行政訴訟領域占據了大半部江山。

           

          三、我國行政訴訟中被告的舉證責任

           

          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舉證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也就是原、被告均需對自己的主張舉證,若原告不能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成立,則面臨敗訴的風險。但在行政訴訟法中,我國法律規定:被告對作出的行政行爲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行政行爲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範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成證據或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證據,視爲沒有相應的證據。換言之,不論原告能否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其主張,被告都有義務提供作出行政行爲的事實證據和法律依據,且這種提供證據的責任是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如果被告對其行政行爲的合法性不能提供足夠的證據,就有可能敗訴。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不論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時是否提交了足夠的證據,隻要原告提起的是行政訴訟,被告就必須舉證證明行政行爲的合法性。

           

          爲什麽行政訴訟法中會規定相對而言對被告更重的舉證責任,這與行政訴訟中被告的身份、行政訴訟的性質其實是相符的。首先,就訴訟中原被告的身份而言,民事訴訟是平等主體之間維護自身權益的救濟途徑,而行政訴訟是行政相對人爲維護自身的權益而對行政機關提起的訴訟。行政機關相較于行政相對人而言,有更強的舉證能力,因爲其行使着行政管理職能,必然了解相關法律法規,同時也掌握了一定的技術手段和工具,有更強的取證能力。其次,就行政訴訟的性質而言,行政訴訟實質上是對行政行爲合法性的審查。合法的行政行爲應該是由具有相應行政職權的行政機關,收集相關的證據對事實加以認定之後,依據法律規定的程序,對行政相對人作出的,行政訴訟則是法院對行政行爲合法性的複審。

           

          被告在行政訴訟中要提交的證據主要有:1.證明其具有法定職權的證據;2.其具以認定事實的依據;3.證明其履行了法律規定的程序;4.依據的法律法規。且上述證據必須是在作出行政行爲之前已經收集的,而不能是事後甚至提起訴訟之後再收集的,在當初收集的證據中,即使對原告的主張有利,被告也必須提交。行政行爲必須“先取證、後裁決”,因此提交證據的一般期限爲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五日,若有正當事由不能提供的,經法院準許可以延期提供。若逾期提供或不提供,視爲被告沒有證據,承擔不利後果。

           

          由此可見,要求被告對行政行爲的合法性舉證,能大大提高行政機關的應訴意識和舉證意識,避免消極應訴。而且增強行政機關對行政訴訟的重視,能大大提高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意識,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積極調查取證、嚴格遵守法律、恪守行政程序。

           

          四、我國行政訴訟中原告的舉證責任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原告可以提供證明行政行爲違法的證據。原告提供的證據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舉證責任。也就是說,在“行政行爲違法”這一待證事實上,原告所負的是行爲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即使其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該待證事實,也不因此而承擔敗訴的風險。但原告并非在整個行政訴訟中都隻承擔行爲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在除“行政行爲違法”這一待證事實外,其他仍遵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負擔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

           

          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原告首先必須舉證證明起訴符合法定條件,包括被訴的行政行爲存在、原告與被訴行政行爲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訴訟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複議前置的已經過複議,否則将承擔起訴被駁回的後果。例如行政機關對某一違章建築進行了認定,并對以爲是該違章建築所有權人的A發出了限期拆除通知書,後又将該違章建築進行了強制拆除,但該違章建築的實際所有權人是B。在這種情況下,若請求确認該限期拆除通知書違法,A才是利害關系人,若請求确認拆除行爲違法,B才是利害關系人,若反過來提訴訟請求,将被直接駁回起訴。其次,原告若在訴訟中提出被訴行政行爲中未認定的事實,且該事實直接關系到該行政行爲的合法性,則原告必須爲該主張的事實舉證。再者,在起訴被告不作爲的訴訟中,原告必須舉證證明其曾向被告提出過申請,但若該行政行爲是行政機關依據法律法規應當主動履行的職責的除外,若原告有正當理由無法提供前述證據,也可以說明情況。另外,在請求行政賠償的案件中,原告必須舉證證明被訴行政行爲對其造成的損害,包括損害結果,以及損害結果與被訴行政行爲間的因果關系。

           

          筆者認爲,我國法律關于原告舉證責任的規定,與原告的舉證能力以及舉證責任分配的初衷是相符的。原告作爲提起訴訟的一方,若對全部待證事實都隻承擔行爲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則很容易導緻原告消極舉證,不利于查清事實,最終浪費訴訟資源。有學者也認爲:“不論是法院審理訴訟案件,還是行政機關應訴均需消耗公共資源,如果對起訴不加篩選地無條件受理,就會助長濫訴,從而造成無謂的公共資源消耗。”

           

          五、我國行政訴訟法中的舉證責任分配存在的問題

           

          新修改的《行政訴訟法》在舉證責任分配方面相較于舊法而言作出了很大改進,也更具有訴訟指導意義。但是新法增加了行政合同的部分,筆者認爲行政合同應該有别于一般的行政行爲,因爲行政合同從本質上來說具有合同的屬性,過分強調被告的舉證責任,容易導緻原告怠于舉證、造成濫訴,也不利于查清事實。筆者認爲,在行政合同訴訟中,被告應對行政合同的合法性舉證,但若是要求履行行政合同中的權利義務,或者要求承擔違約責任,則應該适用一般的民事訴訟舉證原則,即“誰主張,誰舉證”,而且實體法律問題,應該适用《合同法》的相關規定。

           

          筆者還認爲:在行政合同訴訟中,應該給予行政機關作爲原告的權利。因爲行政合同的合同屬性,導緻行政合同是雙方行爲,而非行政機關單方決定的,行政相對人也存在不履行合同義務的可能,此時的行政機關并無權強制合同相對方履行該義務。有學者也曾提出這樣的觀點:行政主體在簽訂、履行行政合同過程中,除非行使主導性權利,否則也不能像在實施單方行政行爲的時候那樣,把自行政機關的意志強加給相對方,尤其是在合同的變更、補償、解除等方面,需在法律法規允許的範圍内經雙方充分協商,無法達成一緻意見或發生糾紛後,行政機關也存在請求人民法院裁決是非,并通過法院強制對方履行義務的需求。

           

          六、結語

           

          綜上所述,舉證責任分配是訴訟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制度。新《行政訴訟法》結合了多年來的實踐經驗,在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尋求平衡點,對原、被告的舉證責任做出了更明确、細化的規定,更好地維護了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并起到了訴訟對行政行爲的監督作用。雖然可能還存在一些問題有待解決,或者需要更細化的規定,但整體腳步是前進的,緊跟依法行政、依法治國步伐的。相信不論是對行政機關而言,還是對行政相對人而言,新的《行政訴訟法》都将使他們在行政訴訟領域開啓新的篇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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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王振宇、閻巍.論行政訴訟證明責任的重構.法律适用.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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